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厉以宁
厉以宁，1930年11月生于南京，1951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2013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委。
厉以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曾获得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在内的多种奖项，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此外，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经济下行压力不可低估。”讲到这句话时，厉以宁抬起手，做了个向下滑落的手势。
9月22日上午9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阶梯教室，厉以宁为本科新生上课。这间可容纳300人的教室，座无虚席，连台阶上也挤满了新入学的“90后”大学生。
头发花白的厉以宁，沿袭了北大名师的风范，声音有力，妙语连珠。两个小时的学术报告，台下不时响起掌声。
“195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至今已有60年，除了中间的多次下放外，我从未离开过北京大学，我对这里感情很深。”厉以宁说。
除了未曾离开的北大讲台，已经85岁高龄的厉以宁还带博士生、著书、演讲、主持相关法律起草。“他的行程安排甚至比年轻人还要满，几乎每天都有工作，简直是工作狂。”一位熟悉厉以宁的人士说。
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好友“包办” 就读经济系
60年前，25岁的厉以宁刚从北大经济系毕业，那时的他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会与中国改革实践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让厉以宁名声大震的经济学，并非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中学好友代为“包办”填写的志愿。
当时，他委托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好友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觉得厉以宁文理科成绩兼优，又做过会计，便替他作主，第一志愿填报了北大经济系。
如今回忆起来，厉以宁说，以他最初的想法，他或许会选择化学系，以实现工业报国，“不过现在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志愿是最佳选择。”
在北大求学的四年，厉以宁在图书馆里度过了八个寒暑假，没有回过一次家。他在信中告诉母亲，因为学习太紧张，过年就不回家了。实际上，他当时在做俄语书籍翻译，赚些稿费，按月寄钱给母亲，贴补家用。
写诗词是厉以宁的业余爱好，当年，为了纪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他写下：“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不忘初心的“厉股份”
毕业后的厉以宁，与那个时代的国家命运相同，一路跌宕起伏。
下放门头沟西斋堂村、两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江西农场劳动，厉以宁说，他研究的方向之所以从早期的计划经济学转到后来的市场经济和“股份制”，是因为在农村下放时，才发现中国农村竟然这么穷。“过去以为农村很穷，是因为农村基层干部领导不力，后来觉得不对，肯定是体制不对”。
改革开放开始后，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类观点，“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厉以宁一直是后一类主张的代表。
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企业，而这主要是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产权改革，要通过股份制来实现。
对他的观点，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很长一段时间，厉以宁和北大一些教授压力很大，但并没有止步。“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厉以宁说。
30年后，2009年11月22日，厉以宁因提出“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如此评价他的理论：“股份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体系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那一天，正是厉以宁79岁的生日。
仍在奔走的“厉民营”
除了提出“股份制”理论影响中国经济决策，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厉以宁也功不可没。因为首倡“非公经济36条”，他被称为“厉民营”。
2003年，厉以宁的工作从全国人大转移到全国政协，他同时也更加关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当时民营企业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比如说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之间发生了债务方面的纠纷，如果是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钱没有还，这是商业纠纷;如果是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钱没有还，这是侵吞国家资产，是有罪的。这就不公平了。”厉以宁说。
不久，在全国政协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厉以宁为组长的调查组，对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并形成了一份长达17页的调查报告，提出“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革完善税制”等建议。
2004年2月13日，这份报告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名义，连同厉以宁一封手写的信件递交国务院。就在当天，国务院领导批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
第二年，“非公36条”正式对外公布，2005年的春天，也因此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时至今日，厉以宁仍在为民营经济积极奔走，浙江嘉兴、上海、深圳、广东珠三角等，都是他用脚步丈量的地方。
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新京报记者 金彧 编辑 唐博文
同题问答
1、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您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厉以宁：我的理想是经世济民，社会繁荣百姓安居。目前我还在为消除贫困而努力。
2、新京报：你的生命里，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持的?
厉以宁：1988年至2003年，我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当时最关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进和《证券法》的制定。不过，从2003年至今，我从人大到到政协工作，当了全国政协常委，此时我主要关注两件事：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这包括国务院出台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在扶贫中，我个人最大的事情就是担任贵州省毕节市扶贫专家组组长。后来，当了总顾问，帮助贫困地区脱贫。
3、新京报：什么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刻?
厉以宁：最艰难的时刻应该是1958年以来至1971年，我被多次下放。尤其是1969年至1971年间，我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县郊区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
4、新京报：这样艰难的时刻，让你坚持下来的源动力是什么?
厉以宁：儒家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5、新京报：你觉得事业上，最珍惜的是什么?
厉以宁：最近三十年来，我主要做了四件事：中国改革的思路一定要走明确产权的道路;中国怎么搞产权改革?就是把国有企业改为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业;非公36条，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关注贫困地区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