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陈嘉映先生在一个不大显眼的地方提及，哲学始终是一种翻译，“哲学的努力本在于：把陌生领域的真理……翻译成我们的母语”。记得先生多年前曾说，他要教哲学说中国话。其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却在学问和见识上已有成熟的体系，犹如康德进入了他的批判时期。在北大课堂上，他讲得较多的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和海德格尔，在酒桌上论及人生时，却极推崇古希腊人的生活理想，例如，追求卓越和求真。从粗率的角度来看，《何为良好生活》一书的主要工作，是将eudaimonia和phronesis这两个希腊词翻译为我们的母语。

　　前者翻译过来，即书名中的“良好生活”；后者在书中译为明慧，或者说，实践活动中的明慧。简言之，人们靠明慧（身体力行）求得良好生活（至善）。尼采说，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关于这个问题，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多从普遍主义入手，演绎出一套套的信仰和主义。中国的先哲在讨论性善性恶、心体道体等形而上问题时，倒是更注重身体力行，“知行之中，则一向更重行”。新文化运动以来，理学、心学常被讥为假道学和空谈，陈嘉映的跨文化“翻译”，却将道学传统所含的“行”的意味突显出来。

　　学生未经世事，有什么道德困境

　　先秦以降，仁人志士所求之道，原本就是所行之道，行之于途而应于心，遂有历史的跌宕和人世间的风光。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子最重视读书明理，却也说“读书只是第二义的事”。陈嘉映也像朱子那样，劝学生不要死守书斋，最好先去做实际的工作，再来读哲学。

　　他自己的经历就丰富得很，三教九流都结识，不同的活法也都见过。记得当年在课堂上让我们列举道德困境的实例，我们想破了脑袋也举不出两个，后来才明白，一群未经世事的学生、又从来没担过什么责任，哪能有什么道德困境！但当时他只是冲着我们乐，那时我们还年轻，喜欢讨论如何面对死亡、人生有何意义这类大问题。去问他，他却说，人生的问题没法一揽子解决，只能与一二知己，就事论事。后来我自己也当老师了，让学生们描述自己最有感觉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无非是在空荡荡的校园里骑车看落叶，那种无所事事的惆怅，恰好是最无感觉时的感受。

　　陈嘉映在书中说，“黑格尔那时代，老年人还常老气横秋地教训年轻人，他说青年人抽象——黑格尔把‘抽象’视作缺陷，这我很同意”。他大前年过了60大寿，看相貌还像20年前的样子，却常常自称老年人，开学生玩笑。他说，“年轻人没做过什么事，他的远大怀抱，他的高扬理想，难免有点飘”，这倒正常，而且可喜，但若“人到中年还停留在年轻时代的理想方式上，人就变得抽象了。一伙儿退休老头儿每天议论政治局的人事布局，议论怎么为改革做顶层设计，哦哦，那无非是街头下棋之余的另一种消遣”。看到这里我就想笑，因我想起自己的过去。

　　边向有德之人学习，边自我磨砺

　　我到清华大学教美学，他的两篇短文《从感觉开始》和《感人·关切·艺术》给我极大启发，其中紧要的一点，是不要脱离与世界打交道来孤立地看待情感。然而传统美学，却喜欢描述无关利害的快乐，或某种超凡脱俗的喜好。《何为良好生活》专注伦理问题，却与美学相通，“快乐伴随或内嵌在活动中……快乐是不是好的，要看与该快乐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好不好”。传统美学倾向于从情绪、从快乐本身来看快乐，结果掉进了心理主义的陷阱。

　　与快乐相通的不仅有行，也有知。然而要将这三者的关系谈清楚，却极不容易。陈嘉映将人世间的修行比喻为说话，以此辨明行与知的关系，“行为、行动一端联结于欲望与冲动，一端联结于伦理系统。说话总是用某种语言说话，我们本来是在说一件事情，但同时就展现了用来说话的语言系统。有德之行在做事的同时，也在展现这个伦理系统”。

　　伦理系统是在历史中先行形成的，“我们在一个社会中学习善恶，这个社会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已经有一套是非善恶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即便有“良知良能”也无济于事。这个系统由圣人提炼和明述出来，便成为修身书中的知识。

　　不过，它更体现在有德之人的一言一行中，如《弟子规》所云“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我们一方面向人学习，一方面通过自我磨砺，努力使自己也成为德才兼备之人。

　　在所知所行之事中获得快乐

　　与高尚行为相连的，是健康向上的快乐，如孔颜之乐。陈嘉映将这种快乐命名为志意之乐，以别于情绪之乐，并说“审美的愉悦，实在也有情绪之乐与志意快乐之分。通俗作品也许会让人像吃糖果一样产生某种快乐，精深的作品若说让人愉悦，则多是志意的快乐”。

　　在流俗的见解中，快乐越单纯、越原始越好，孩子的微笑是最美的，长大了的孩子也应该保持一颗童心。据说，这是因为快乐没有受到欲望和俗务的干扰。然而，用心灵/肉体、精神/感官、纯粹/不纯粹这类范畴来区分快乐的高下是不得要领的，“很难想出什么情形，那里只有纯粹肉体的、感官的快乐，柏拉图早就告诉我们说，若没有理知、记忆，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享受快乐”。我们不仅在所行之事中感到快乐，同时也在所知所识中感知快乐。刘姥姥喝大碗茶就很快乐，妙玉定然不会。同样都是喝茶，一个叫喝，一个叫品，一个叫无知无识，一个叫见解精妙。与妙玉的沏茶功夫类似，《闲情偶记》和《长物志》也是在身心愉快的玩味、品味中发展出来的知识系统。当康德将品味（审美判断）描述为好（动词）与好（名词）的合和时，他实际上预设判断主体已然是有good taste的了，否则不可能凡事如此凑巧，凡我所好便一定是好的。事实上，一个暴发户完全也可以像康德所描述的那样，不关心对象的实存与否，单是看到它就喜欢它，但他的那种喜欢，却对不上那个“好”。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一个新富起来的人，还来不及知道好坏。

　　现代人喜欢用趣味无争论来为俗人的好恶做辩护，这种辩护却不得要领。二人转虽然不雅，却同样有精粗高下之别，不是凡欣赏二人转的都是没品位的；只不过，这种品位与昆曲的品位不大好比较，因为二者的知识系统全然不同。然而暴发户的喜欢，若非出于任性，便是出自模仿，两者都是无知，只不过后一种情况是不懂装懂，也称附庸风雅。无论我们如何主张价值多元，基于无知与基于了解的喜欢还是立时分出了高低。在基于了解的喜欢中，又还有深浅之别，往深里走可以说永无止境。喝茶、习武、画画，都得有这番由浅入深的学习经历，方能小有所成。古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即便不事文艺，也能在砍柴担水、为人处世中日新其德，修得一份人生的圆满，因为“向善赋予生活——日复一日的生活过程——以意义”。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该怎么活？善可以成为人生的目的，恶却不行。譬如下棋，赢棋需要努力，输棋却不需要。你可能有意输棋，但前提是你有赢棋的能力，否则就不能叫做有意输。

　　陈嘉映赞同孟子用上下比喻善恶，而不赞同告子将之理解为左右对称的东和西。上下、东西都是二元概念，其结构却全然不同。面对价值相对主义，他的上下之辩达到了独步古今的境地，我不研究伦理学，却觉得这番道理在美学上也很受用。

　　此外，此书花大篇幅讨论业行和实践传统，也和习见的伦理学进路不同。实践传统定义了行为的内在目的，行业人明确地知道何为善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修得一份良好生活。我辈虽处在各类实践传统瓦解的时代，却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关于后一点，他没有明述，却以身作则，为以学术为志业的后辈树立了榜样。人各有天性，都要努力实现自己，在行走的途中，偶尔会发现一些风光明媚的小道，虽然人迹罕至，却早已被人走过。由此而念天地之悠悠，百感交集。

　　□陈岸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

　　我们不仅在所行之事中感到快乐，同时也在所知所识中感知快乐。刘姥姥喝大碗茶就很快乐，妙玉定然不会。同样都是喝茶，一个叫喝，一个叫品，一个叫无知无识，一个叫见解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