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

　　——摘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一起。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刚刚40岁出头，已成为独当一面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更早时，1934年，年仅30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常以自己为例，说明年轻干部堪当重任。

　　综述

　　1980年，邓小平到湖北“二汽”视察，一个年轻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参观完二汽回武汉的路途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对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说：“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又有多年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这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人才有干部。”

　　在十二大召开前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提到这个年轻人，意味深长地说：“体制改革，重要的是要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早点上来，好接班。”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兆国，时年38岁。1982年，王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邓小平不仅是做了王兆国的伯乐，而且正是他，有力地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转变，为成千上万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了用武之地。他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千百万年轻干部的伯乐。

　　“文革”后，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工作，一方面，在老干部群体卓有成效的努力下，拨乱反正得以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也使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反复强调要着手解决，强调对于解决这个问题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

　　邓小平还为实现这个愿望采取了制度措施。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举措。在大批老干部通过这样一个机制继续发挥余热的同时，更多的年轻干部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年轻化成为中国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坚定不移推行的结果，是大批年轻干部迅速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当时不足50周岁的胡锦涛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举世瞩目。

　　2002年，十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平均年龄55.4岁。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组成新的常委会，在159名常委中，19个“特殊”面孔引人注目，不仅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专业背景，是人大常委会首批“专职委员”，而且因为他们年富力强，其中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和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倪岳峰当时都只有39岁。

　　获得广阔人生舞台的，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的晋升，不是靠运气，也不完全是因为年轻，是和他们在基层所做出的成绩分不开的。但年轻的确是他们拥有的一个重要优势。

　　年轻的干部群体，为改革以来的中国政治注入新鲜血液，使得开放的中国生机勃勃。

　　故事

重庆年轻的正厅干部

　　牟丰京1966年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他上中学时，教育秩序刚刚恢复正常。1987年牟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辽宁分社做记者，“跑我熟悉的农村口”。1989———1991年，牟到西藏新华分社援藏两年，此后回到辽宁分社，继续做了7年记者。

　　牟丰京说，当时正赶上农村改革，题材很多，他的作品获得不少奖励。

　　1997年3月，新华社成立重庆分社，社领导找牟丰京谈话，要他赴重庆担任分社总编，牟感到很意外。“后来知道，总社考虑到重庆是一个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分社也是一个年轻的分社，想要配备一个年轻化的领导班子，我是其中最年轻的。”

　　此后3年，牟丰京带领年轻的分社参与了直辖后重庆库区的一系列重大报道，牟称之为“战役”。3年后，《重庆日报》一位原副社长退休，牟丰京调任重庆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主持报社日常工作，成为当时重庆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2002年7月，时年36岁的牟丰京上任《重庆日报》总编辑，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副总裁，成为当时重庆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

　　作为一家党报集团的总编辑，牟丰京说，他本人的经历是和干部年轻化的背景相连的。直辖之后，重庆通过引进博士团、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的方式，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现在他已不是重庆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了。

　　访谈

选好接班人是战略问题

　　新京报：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的背景是怎样的?

　　陈雪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历近30年发展，干部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现象变得非常突出。

　　文革后，中央书记处的平均年龄为65岁，1982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为62岁。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的仅占总数的15%，高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批人难以坚持8小时工作。

　　新京报：年轻化是怎样发展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四化”要求的?

　　陈雪薇：这一方面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干部路线被严重扭曲的深刻教训而提出的，是为坚决清除和严防“打、砸、抢”和帮派分子等混进领导岗位而提出的;此外也是针对当时干部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而提出的。

　　新京报：当时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状况如何?

　　陈雪薇：由于历史原因，干部的文化程度不适应新时期建设的要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只有9%的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为70%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初，干部文化程度略有提高，但全国两千万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20%，而初中、高中、中专程度的占40%.从专业结构看，正如邓小平尖锐指出的：“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

　　新京报：干部“四化”标准有什么意义?

　　陈雪薇：按照“四化”方针建设干部队伍，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干部队伍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是对毛泽东关于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把选好接班人当做战略问题来看待。

　　■干部现状

　　干部队伍年龄结构

　　级别 平均年龄

　　省级干部 53.5岁

　　市(地)级干部 49.1岁

　　县级干部 43.1岁

　　据中组部2004年统计

　　■人物

35岁的北京副市长

2004年1月9日，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在环渤海地区与港澳合作会议上发言。

　　去年1月19日，年仅35岁的陆昊，在北京市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这位在“中国硅谷”中关村建功立业﹑深具影响的人物，一直以来是北京媒体追逐的焦点。

　　北京的记者难忘他28岁出任北京制呢厂厂长，把一个亏损的5000人大厂扭亏增盈的经历，称他“国企大旗青年扛”，并导出媒体讨论的“陆昊现象”;就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陆昊更是把一套先进理念注入中国智力资源最集中、最具活力的“中国硅谷”。

　　作为厉以宁得意门生的陆昊，为恩师撰写《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中的《厉以宁卷》。据说，厉以宁指定陆昊为此书的撰稿人。

　　陆昊35岁当选北京市副市长，这在北京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新京报　200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