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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2日，最高法依法裁定不核准“唐慧女儿案”两被告周军辉、秦星死刑。周军辉、秦星何许人也?秦星，在其逼迫下，“唐慧女儿”——11岁的幼女张某某接客100余次。周军辉，强奸时年10岁的张某某并将其拐卖。

　　6月13日，最高法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详细解读裁判理由。对于争议的“被害人仅遭受轻微暴力”是否构成胁迫的问题，最高法认定两被告采取了胁迫手段、且年仅10岁的幼女缺乏自愿卖淫的基础，胁迫卖淫罪名成立。

　　判决结果让舆论圈再起波澜，一些“理中客”为此判决叫好，认为是司法的胜利，甚至觉得唐慧等诉求是想以舆论“裹胁”司法;唐慧以及支持者则无法接受，呼吁应对被告“判死”。

　　“一份坚守法治精神的裁判”

　　对于这个判决，各大媒体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但共同的一点是，没有质疑判决结果。

　　新华网评：一份坚守法治精神的裁判。

　　文章从法律的角度解释了判决的合理性，认为最高法院对强迫卖淫罪名是否成立做倾向被害人的解释，保护了幼女权益;“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不核准死刑”的认定则是最高法顶住舆论压力、坚守法治精神的体现。

　　新华每日电讯也发文：法律的问题法律解决，而不受制于舆论，这样才是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原则。

　　在同情、理解唐慧作为一个母亲痛苦的同时，“不受舆论左右的判决才显公正”，“法律不能无视民意，但民意更要尊重法律，只有让司法保持独立，不受任何干扰，才能实现大多数人的正义和公平。”发出类似声音的媒体很多。

　　6月13日，最高法院在公开裁判文书之外，还详细解读了裁判理由。“独立裁判”并不意味着躲避公众，这种与公众保持良性互动的举动被《新京报》称为“公开的姿态和做法”。

　　谁让唐慧走向“极端”

　　法院判案本就该中立、独立、客观、理性，但“唐慧女儿案”并不容易。

　　湖南省高院审判长赫荣生去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没办法”，“自己办了几十年案子，从来没有这样判过。”

　　一位知名评论人援引湖南高院一位法官的话说，“我们这个判决，最后就是寄希望于最高法不核准，因为这个案子确实不应该判任何人死刑”。

　　对此，《京华时报》评论，对于舆论场上的不同声音，愿意兼听的，不妨听之。舆论当然会影响司法，但舆论如何能左右司法?法院呈现公正在于是不是向公众提供了一份有说服力的裁判文书。

　　8年来，唐慧采取过静坐、跳楼、说谎、拦车等非常规维权方式。

　　唐慧虽遭受不幸，但她所要求的正义未必就代表正义，诸如要求判7名被告死刑，在司法正义方面也值得商榷。

　　但要追问，谁让唐慧走向“极端”?

　　十岁的女儿被强奸、被迫卖淫、遭轮奸。任何一个词语，都不是一个母亲可以承受的。上访期间“被劳教”，八年的拉锯战后，唐慧已四十不惑。

　　一开始，唐慧是信任司法的。悲剧发生后，唐慧多次到公安机关要求立案，结果却不了了之，直到唐慧“以死相逼”才正式立案。唐慧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维权就要能闹。

　　另一方面，立案后，办案警察推动极慢。湖南省政法委对于被告人秦星与警界关系以及立功减刑的调查结果也未及时公开。这也加重了唐慧对司法的不信任感 。

　　“公民对法律规定、对公平公正的不信任感，折射出了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始终保持客观、无法真正尊重事实等弊端。”但《南方都市报》解读此事的同时也称，当事人唐慧也好，关注与关心此案的公众也罢，我们都应该充分相信法律，相信法院自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后给我们的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新京报》点评，作为受害人家属，她有权对个案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期待。就如同法院也有权依据法律不满足她这样的期待。与其苛责唐慧，倒不如去检讨司法机关是否已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能，以及让多数公众在个案中都能常态化地看到司法公正的实现。

　　无论舆论多么的喧嚣，总有落幕的一天。但对于唐慧来说，伤痛并不会完结，她很有可能将再次钻入维权的牛角尖。她想要平静的生活，“打官司对我和孩子都不好，但不打我做不到”。

　　我们总是容易同情弱者，但是不能忍受弱者有任何瑕疵。正如《财经》新媒体所说，“唐慧这样一个缺乏制度保护的底层妇女，不过是运用自己仅有的‘弱者的武器’罢了。”

　　瑕疵不应影响我们同情唐慧，而司法要做的只有“客观”、“公正”。

　　新京报新媒体记者 戴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