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何高波办公室外的铭牌;4月11日中午，何高波办公室外的名牌已被摘掉 摄影新京报记者 杨锋

　　4月9日，何高波自杀了。

　　他是宁波奉化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

　　在他死之前5天，他所工作的街道在全国出了名：辖区内一幢建成仅20年、曾获宁波市建设工程质量最高奖的居民楼，粉碎性倒塌，致1死6伤。

　　自然的，许多人把“塌楼”和“自杀”放在了一起联想。但是，奉化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坚定地认为，“这就是两件独立的事情”。

　　我想要看到依据。连日来，我走访案发现场、街道办、公安局、死者老家，联系其家属、同事、朋友，但当地政府部门一概以“还在调查”予以答复，家属也对此事保持沉默。

　　虽然截至目前，尚未有直接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但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和家属的一些表现，却颇值得玩味。

　　疑问像核裂变

　　10日凌晨0时51分，我已酣然入睡。

　　“塌楼那街道一干部自杀了，”主编打来电话，让急飞宁波。此时，距我从奉化回京，才1天时间。

　　1点22分，订完机票想再睡会儿，但困意已无。

　　搜索网上消息，全都指向奉化公安的一条微博——“我市一男子非正常死亡”。微博并未透露死者身份信息，但马上有媒体发现，死者何高波为奉化塌楼所在街道的建设管理办主任。

　　4月4日，楼塌;4月9日，自杀。短时间里，两起事件，怎不令人联想?至少，我的疑问已像核裂变一样涌现：

　　“警方说是自杀，怎么自杀的?上吊、自刎、还是喝毒药?仅5小时便认定是自杀，依据是什么?为何只字未提死者身份信息?何的死亡与塌楼有无关联?在公安机关目前认定的3名跟塌楼事件相关的嫌疑人中，并无何高波，他为何要自杀?”

　　桂花树下的白手套

　　10日上午，在从机场前往奉化路上，我给塌楼的住户打电话，希望从他们口中得知一些死者的信息。

　　出乎意料的是，我联系了一半以上住户，都称对此人没有印象。甚至还有居民直到我打电话给他，才得知此消息。

　　惊讶之余，我决定前往自杀现场。

　　这是一处种有数百棵月桂树的小山坡，附近的养蜂人说，当日他看到有多辆警车前来，在坡顶拉起了警戒线。

　　坡顶，在一棵近2人高的桂花树下，我发现了一些线索：一双白色橡胶手套、几个新鲜的烟头，一根近3米长的麻绳。

　　最先发现尸体并报案的，是坡顶北侧一所驾校的教练。“我看到一个人吊在树上，吓都吓死了。”教练说，他被吓得连死者穿了什么衣服都完全不记得。

　　避而不谈的家属

　　家属肯定知道些什么。

　　何高波的家在奉化何家村，位于奉化市西北部，距离何自杀之地大约8公里。

　　村民们说，何高波是个好人，虽然话不多，但做事不怕辛苦，觉得其死得冤枉。“倒塌房子建造时，他才24岁，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一名小学同学说。

　　何高波家位于村口。在整个村子里，属他家楼最高。一栋5间5层自建房，独院有近500平米;四面的围墙上装有红外线报警器;围墙西侧门外，是一片桃树林和红枫林，颇具田园风光。

　　何高波的父亲何国校得知我的来意后，稍有戒心，说街道办已给家属做了工作，“他们单位内部的决策已经定好了”。

　　但当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对媒体说时，他收起了戒备。他说，警方在何高波随身携带的包里发现了遗书，并把包和遗书都带走了。“遗书只有我小女儿粗粗看过，什么内容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这位近七旬的老人，得知噩耗不到1天，并不知道更多情况。他只想表达他的愤怒：想见儿子最后一面却被警方拒绝。

　　直到事发当晚9点多，和街道办谈判达成一致后，他才最终见到了儿子遗体。

　　儿子的死对何国校来说很突然。他说，此前并未发现异常，只是觉得楼塌后儿子一直守在现场，非常劳累，很为他心疼。“早上6点左右就出门，晚上10点过才回，什么也不和家里人说。当天早上也是6点出门，他和他娘一句话都没说，人呆呆的。”

　　儿子的后事由他两个女儿料理，但几番寻找，她们都是闭口不谈，连连摆手拒绝，只说，“我们相信政府，谢谢你们的关心”。

　　“别费劲了，他们都是政府的人，都和政府谈好了”，一个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对我说，死者何高波的妻子，也在当地一社区工作;何高波的姐姐，是当地一小学的数学老师;而何高波的一位叔叔，则担任奉化国家电网的一个领导职务。

　　自杀原因去问心理医生?

　　采访到此，心中的疑虑未有半点消除。我仍抱一丝希望，至少希望警方说出认定自杀的依据。

　　该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只是不停强调他们的认定是符合程序的。在反复追问下，他才透露何高波是上吊自杀。

　　对于我提问的“自杀是否与塌楼有关”，他非常生气，称中午已有记者问过他同样问题，被他明确拒绝。在他看来，这是两件完全独立的事情。

　　再问他为何如此坚信两者无关，他一开始以“并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向社会公开”为由拒绝。随后补充道，由于涉及死者隐私，并不在警方可公开的案情范围内，“若征得家属同意，才可能公开更多信息。”

　　在我起身将要离开时，他说，“不同人对于道路的选择和自杀原因的选择有很多种，并不是每个原因警察都能知道的，像这样的(指何自杀案件)，与其问我们原因，不如去问下心理医生和专家”。

　　他最后说的这句话是否有更深层的含义，我没有明白。

　　11日中午，何高波办公室门口，铭牌上他的照片已被摘下。状态一栏，箭头指向“公出”。

　　新京报记者 杨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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