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最高人民法院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并公布了三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案例。

　　这份极具针对性的“意见”重在强调严惩性侵幼女及校园性侵等行为。

　　就在不久前，发生在云南昭通市大关县的一起官员强奸幼女案，因一审的5年判刑而引发网民围观。舆论场上压倒多数的意见指向该判罚有为官员开脱之嫌。在舆论的倒逼之下，昭通市检察院以“原判量刑明显不当”为由提请抗诉。昭通中级法院也迅速响应，指令大关县法院另组合议庭再审此案。

　　值得关注的是，给予强奸幼女的被告人以5年徒刑，在同类案件中十分常见。它的裁判依据，也非出自某些基层法官随心所欲的自由裁量，而正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这份专门的“量刑指导意见”明确，“强奸妇女、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这样的怪现状应该反思并调整。司法解释也好，指导意见也好，都该以法律为依据。有关奸淫幼女的罚则首先都应服从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即“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里的“从重”，从字面上看当然指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从重。但“三年至五年”的起刑点难道也能称之为“从重”？依语义理解，“从重”也应取法定刑期的中间线为基准，往上走才能称之为“重”。将奸淫幼女与强奸妇女简单混同，适用同一起刑点标准，实质是漠视了对幼女本应有的特殊保护。

　　因此刚刚出炉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试图着力于依法严惩性侵害犯罪、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实乃校正的正义。对幼女的“最高限度保护”、对性侵幼女的“最低限度容忍”，虽姗姗来迟，却也符合公众舆论的预期。

　　如“意见”的制定背景介绍中所言，对幼女进行特殊保护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共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任何其他强制手段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无论是否“明知”被害人为幼女，都以强奸罪论处，从重处罚。但“嫖宿幼女罪”的存在，模糊了这种边界。此次“意见”明确规定，对于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虽然有“十二周岁”这一年龄限制，但这一条款对于限制“嫖宿幼女罪”的滥用，仍然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从司法的角度看，这种努力已属难能可贵，也合乎民心。

　　当然，司法的归司法，立法的归立法。最高人民法院并无废止“嫖宿幼女罪”之权，强调“依法严惩”性侵幼女是其本分。司法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尚须期待这份包含校正正义的“意见”能够得到切实的遵循。同时，也期待立法层面的修正能基于多数民意的吁请，能尽快取得实质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