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旁边评论

　　是不是赞同“尊严死”，如果单纯从个体选择来看，想必多数人从观念上已经可以接受，因为理智地想想，无谓的“插管吃药”，对生命和尊严确实于事无补。“京报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近六成的受访对象选择“赞成”，26.9%的受访者选择“看情况”，明确“不赞成”的只有13.3%。

　　可如果要在现实中推行“尊严死”，人们的顾虑也就随之而来。传统观念的确是一个现实阻碍，设想一下，子女如果不穷尽一切手段，给病患中的父母治疗，的确可能面临亲友的一些非议。当然，只要病情确实恶化到医治已成徒劳，子女大可在非议面前保持内心坦然，多数人的观念是会慢慢改变的。近六成人的“赞同”，就是观念改变的基础。

　　因而，更值得担心的，其实还是“尊严死”如何界定。要不要选择“尊严死”，本是个体自由选择的问题，可现实中会不会有人“被选择”、迫于各种压力而“不自由”地选择？因为家庭的困窘、因为医疗保障制度的不足，一个穷人在本可能治愈的疾病面前，无奈选择了“尊严死”。

　　这并非杞人忧天，现实中已不断有例证。去年12月，甘肃一个丈夫将瘫痪在床的妻子推下河堤摔死。这是妻子的主动要求，一方面因她忍受不了疾病的疼痛，更多还是因为她瘫痪8年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欠很多外债，不忍再拖累丈夫孩子。按现在的法律，丈夫的行为当然是犯罪，如果“尊严死”合法，会不会有更多这样的病人去“尊严死”？但这，又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尊严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当仍有太多人无法“尊严活”，那么，“尊严死”可能就会成为弱者的一种无奈选择。而这种“尊严死”，显然是扭曲了“尊严死”本来的初衷。所以，很多时候舆论讨论“尊严死”的时候，其实不是在讨论“尊严死”是不是可以接受，而是在讨论太多人的“尊严活”，是否能得到充分保障。当一些弱者疾病缠身、医治无力，只能以死求解脱的时候，讨论“尊严死”多少显得有些奢侈。

　　□敬一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