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刚
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参与推动浙江叔侄冤案的平反。

　　浙江冤案“幕后”检察官魏刚分析，当年案子办理过程走向很“偏执”

　　“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

　　新京报：你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案子吗？

　　魏刚：有过，但不多。像张高平这样的案子，是很罕见的。

　　新京报：推动案件平反的过程，有什么困难？

　　魏刚：限于精力、财力，以及级别和地域管辖，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张高平沟通。如果不是跨地域，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新京报：当时有多大的把握？

　　魏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见会不会被重视，会不会是我们一厢情愿，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但是我们感觉，如果真是一个冤案，我们这么努力，他们肯定会重视。

　　新京报：在你看来，案件有很多疑点你们能看出，为什么判案的时候看不出来？

　　魏刚：我们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和他们站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案件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在研究证据的时候，能发现证据在逻辑上和内涵上存在一些问题。

　　“认认真真办了件冤案”

　　新京报：现在再看这个案子，你有什么体会？

　　魏刚：我感觉，这个案子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冤案是不一样的。这个冤案似乎很“偏执”，不是证据的认定出现了问题，而是似乎是设定了一个方向，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去做，是有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新京报：怎么奇怪？

　　魏刚：10年前的社会环境，我们没办法去复原。不过，如果仔细考虑10年前的社会环境，你会发现，就像有人说的，公检法三家认认真真地办了一起冤案。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

　　魏刚：设想一下，如果我是办案人，面对的是花季少女的尸体和社会压力，我会不会狂热地去办这个案子，会不会穷尽我所有的手段去对付每一个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新京报：这种错误怎么避免？

　　魏刚：如果让我说，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客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不能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

　　在分析证据的时候，不能为社会和政治压力所左右。有一些案件，我感觉受社会环境影响特别大。当然，我们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错了就要接受处分”

　　新京报：你怎么看办错了案子的人？

　　魏刚：我个人对浙江省的法官是很尊重的。

　　现在的舆论都是说公安和检察院办错了，法院判错了。我可能是在逆着潮流说话，法官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认为，这是高手。有这样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张高平今天才能高高兴兴地出来。

　　我不知道张高平能不能理解，我是能理解的。这一点上，我是很钦佩的。

　　新京报：你觉得办错案可以原谅吗？

　　魏刚：我们都是办过案的人，知道办一个案子有多难。

　　我在反贪局工作十年，曾经为核实一个证据花很大的成本，最后发现这个证据是错的，我感觉想把手机或者电脑砸掉。

　　但是，错了，就要接受批评和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