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是大时代的史诗，更是冉阿让个人心灵的史诗。卞福汝主教使他看到善，珂赛特令他懂得爱，隐名修道院的生涯促他自省，救护马吕斯让他战胜恶念，最终完成灵魂的救赎。改变制度固然重要，相比改变制度，改变灵魂是一项更艰难、也更根本的工作。愿更多中国人喜爱《悲惨世界》。 □任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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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年10月初，法国南部小镇迪涅。一个光头长须、肩扛布袋、手提粗棍的异乡人，敲开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门。这天他已走了十二法里路，沿途受尽辱骂与恐吓。阿尔卑斯山的夜风，刺过衣裤的破洞，从四面八方袭击他。他有一张黄色身份证（当时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一百零九法郎积蓄，以及一个在痛苦与仇恨中翻滚煎熬的灵魂。卞福汝主教接待了异乡人。“您不用对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却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这样，苦役犯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开始了。

　　《悲惨世界》是怎样的作品？童年时候，以为是一个坏蛋抓好人的故事；中学时代，以为是一篇宣扬阶级斗争的小说；直至今日，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恩典与救赎的史诗。真正的史诗不仅有时代，更有人的灵魂。灵魂的波澜壮阔，不逊色于最激烈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悲惨世界》开篇，大段描写卞福汝主教的信仰生活——它是开启整部作品的钥匙。

　　最早的创作灵感，缘于一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在1801年的法国，彼埃尔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出狱后生活维艰，那张如影随形的黄色身份证，仿佛永久烙身的该隐记号，将他从整个社会隔绝出去。

　　倘若思考就此打住，倘若仅仅谴责司法不公，批判使人犯罪的社会现实，《悲惨世界》将是一部描摹外部世界，沉迷于愤怒的作品。书写苦难只为控诉和仇恨，怎能配得起苦难的深重？更宽阔的小说，需要更超拔的力量。

　　1828年，雨果开始搜集素材，让现实中的人物与事迹，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相遇。这就是《悲惨世界》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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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准备工作极其扎实。雨果参考了好友维多克年轻时的逃亡生活，搜集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大量材料，参观了土伦和布雷斯特的苦役犯监狱，并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这样的扎实体现于细节。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惊讶：雨果讲述每一个社会局部，都有着新闻记者似的准确，田野调查般的翔实。比如苦役犯用以越狱的“大苏”（即将一个苏的硬币纵向剖开，掏空其中，雕出互相咬合的螺纹，再置入一截弹簧）；又比如匪徒间的黑话，黑话的流派、变种、口音特色、使用者个性……叙述得有条不紊，错落生动。

　　《悲惨世界》描写外省偏僻小城，也描写滨海新兴工业城镇，但花费笔墨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它几乎是一部关于巴黎的百科全书。在这里，可以目睹监狱、街垒、贫民窟、下水道……还能看见粗鲁但善良的野孩子，圣洁却刻板的修道院，诡诈而不择手段的犯罪团伙，以及如蛆一般活着、似牛一般劳作的苦役犯。我们随着雨果，徜徉在街道，迂回于巷弄，呼吸每块砖瓦的气息，触摸每扇百叶窗背后的秘密。

　　《巴黎圣母院》中，有整整一章《巴黎鸟瞰》；《悲惨世界》中，充满对巴黎街景的不厌其烦的描述。这些文字恍若情书：巴黎的全景、巴黎的细部、巴黎的白昼、巴黎的黑夜、巴黎的楼房、巴黎的路灯、巴黎的酒馆、巴黎的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在饱满的感情中，巴黎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位眼角沧桑、衣衫破旧的中年女人，散发着暗沉沉、又暖洋洋的味道。她是雨果的巴黎，也是冉阿让的巴黎。

　　雨果的写作既恢宏、又细腻，经得起显微镜似的审读：历史→时代→人物→细节，无论置于哪种倍数之下，《悲惨世界》都是一部臻于完美的作品。

　　1832年，搜集完资料，小说构思已然清晰。但真正开写，要到二十年之后。在此期间，雨果写了其他几部长篇，一些诗歌和戏剧。是什么使他一再搁置？是否他已意识到，这将是一部伟大作品，必须给予更多时间、深虑乃至磨难，等待它成熟和丰富？

　　1845年11月，雨果动笔，初命名为《苦难》。创作至近五分之四，他卷入政治漩涡，被迫流亡。小说于1848年2月停笔，一晃又是十二年。在大西洋的盖纳西岛，流亡的雨果忍耐苦难，重拾《苦难》。经过大幅修改增添，于1861年6月30日完成，正式定名为《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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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惨世界》跨度近半个世纪，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写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其中，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描述得详尽而完整。尤其篇幅巨大的滑铁卢战役，与叙述主线游离得较远，且在情节推动上，产生了一个强行中断。但雨果宁愿牺牲流畅感，为的是完成阐述历史的野心。

　　当然，雨果的野心不止于历史。他时时放下冉阿让，错开笔去，分析各股思潮、探讨不同议题。他谈革命、战争、拿破仑、起义与暴动……他推崇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却不鼓吹暴力，他说：“人民，深爱着炮手的炮灰”；他认为无知与罪恶是硬币之两面，却依然满有同情：“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多多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雨果是心怀悲悯的人道主义者，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遗嘱这样开头：“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宗教的本质就在其中。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过，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神如同白昼。我留下4万法郎给贫苦的人们。（他留给母亲的只有1.2万法郎）”

　　人道主义与基督信仰矛盾吗？不矛盾。人道主义反对教会桎梏、宗教迫害。但信仰和宗教是两回事。信仰是人和神的直接关系；宗教则是人的组织，只要有人，就有罪恶。在《悲惨世界》中，论及僧侣制度，雨果有过精彩的评论：“每次当我们遇见道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人类心中的静观和冥想是了无止境的，是照射在人类墙壁上的上帝的光辉。”人的内心既有被上帝光亮的善，也有罪性与黑暗滋生的恶。无论在圣殿，还是在街头，无论在监狱，还是在警所，人性永远是灰色的、暧昧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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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为什么，在雨果笔下，野孩子伽夫罗什勇敢善良，却脏话连篇，喜欢小偷小摸；爱潘妮钟情于马吕斯，如圣女一般为他牺牲，同时又出于嫉妒，将他诱入街垒同归于尽；冉阿让在从善之后，也曾因发现养女珂赛特与马吕斯的恋情，而产生嫉妒、幸灾乐祸，与疯狂的占有欲；甚至那场悲壮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赞美起义者英勇高尚的同时，不忘描写浑水摸鱼、瞎凑热闹、怨气凝成的暴力血腥，以及最终导致失败的集体冷漠。“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这就是雨果洞悉之下的人性。

　　这种透彻的洞悉力，集中表现在沙威这个人物身上。沙威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在监狱长大，与罪犯为伍，造就疾恶如仇的性格，恪守法律的观念，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他的风格，用我们经常被教导的语言形容就是：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乍看之下，确实很难指摘他，因为沙威也是严于律己的。他指证马德兰爷爷即苦役犯冉阿让，当以为错认之时，立即一再请求引咎辞职。在沙威的世界里，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好人，冉阿让是坏人，直至街斗之中，坏人拯救了好人的生命。

　　在最初一刻，沙威震惊又迷惑，对救命恩人冉阿让喊道：“您真使我厌烦，还不如杀了我。”此后不久，沙威有逮住宿敌的好机会，却帮忙救送马吕斯，并最终放走冉阿让。

　　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所有人物内心独白之中，有两场最为惊心动魄：一场是冉阿让受卞福汝主教感动而由恶变善；另一场是沙威放走冉阿让之后，在塞纳河边沉思自省。

　　沙威发现自己为忠于良心而背叛社会，简直吃一惊；又意识到冉阿让饶恕了他，他也饶恕了冉阿让，更是吓得发呆。他一生将法律视为至高，此刻居然出现比法律更高之物：爱和宽恕。他不知如何看待冉阿让，更不知怎样面对内心，以及这个瞬间变为迥异的世界。

　　雨果将沙威的正直，称为“黑暗的正直”。为何“黑暗”？因为没有光，这光就是爱。《圣经》说，一切诫命的总纲是爱，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比如一生从未撒谎的散普丽斯姆姆为救冉阿让，向沙威撒了谎。撒谎是罪，救人则出于爱。雨果在结束这个场景时，评价道：“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的这次谎话上达天堂。”

　　《悲惨世界》中的雨果

　　他的声调温柔，字语动人……

　　可能没有一部小说像《悲惨世界》一样受到影视的青睐：从1907年，第一次电影改编，还是默片的《街垒上》开始，《悲惨世界》已经有了不下三十个电影版本。我们可以不动脑筋地推论：伟大作家终究是伟大作家，他不需要借助其他更具感官效果的艺术形式来推销自己，而是其他更具感官效果的艺术形式需要借助他的作品来言说。

　　因此，袁筱一用这样一种方式阅读雨果：通过《悲惨世界》去阅读雨果，在雨果虚构的故事里，体察这位伟大作家的悲悯、理想与爱。历史会终结，生命永不止息，而善与恶的博弈，也是永不止息，唯一的安慰或许是重温一遍雨果关于人性的简单梦想：择善固执。

　　浪漫：在某一时刻，我把《悲惨世界》当做童话

　　我对《悲惨世界》的印象，是不知道在多少年前，读的什么版本里，那个拿着巨大的扫帚(或者是拖把?)，瞪着一双大眼睛的珂赛特。她是如此“悲惨”，在寄养人家被人呼来喝去，挨冻受饿，还因为经常挨打挨骂而瑟瑟缩缩。小女孩不漂亮，冉阿让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八岁的小女孩“体瘦面黄，她已快满八岁，但看上去还以为是个六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

　　珂赛特这个人物很是神奇，属于小说的神奇：前一秒钟，她还是可怜的灰姑娘;然而后一秒钟，冉阿让已然出现在她的生命中，这位看上去并不富有的老人竟然一掷千金，先是买了她连觊觎之心都不敢生的漂亮娃娃，接着又买了她的劳作时间，最后，当然就带着她走出了地狱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最要命的是，在某一个时刻，在卢森堡公园里，在年轻男子马吕斯眼前，曾经的灰姑娘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雅致、挺秀、脱俗的少女……当人们走过她身边，她的全身衣着吐着青春的那种强烈香气。”——雅致、挺秀、脱俗，强烈香气，任何一个读者读了这样的词语，大概都会不自禁地在脑中勾勒出一个美丽的侧影，而这侧影，又让我们不自禁地要和封面插画里，眼睛里盛满了悲愁的小姑娘两相对比。我相信——第一次读到《悲惨世界》应该是很早很早之前——，在某一个时刻，我大约的确把《悲惨世界》当做童话故事来读的。也是在这个时刻，我理解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含义。

　　人性：虚构背后的正义梦想

　　雨果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悲惨世界》里固然包含着这个灰姑娘的故事——而且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爱情——，但它更是冉阿让的，那个在小说一开始就偷了米里哀主教银器的苦役犯。是米里哀主教的宽容将冉阿让彻底从恶的一边拉了过来，进入善的世界。后来的冉阿让是市长先生，也是将珂赛特从悲苦中带入天堂的“圣父”。他不再愤懑地仇恨社会，而是一方面追着赶着承认自己是遭到缉捕的苦役犯的事实，另一方面却又为身边的每一个穷人——或者我们在狭义的范围内所理解的敌人(例如沙威)提供帮助。

　　雨果要写一部关于穷人的小说：有冉阿让、芳汀、小珂赛特，穷大学生马吕斯，还有已经做了主教的米里哀;当然穷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穷人中也有罪恶的德纳第夫妇，还有介乎于善与恶之间的爱潘妮等等……除了马吕斯的外祖父吉诺曼先生是唯一的资产阶级(而且没什么财产)之外，《悲惨世界》里都是穷人，是十九世纪巴黎和外省的底层或者接近底层的民众。相对于小说所容纳的历史厚度来说，《悲惨世界》里的人物并不复杂，但这不妨碍它能够从贫穷这件魔术师袍子中拿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在这些彼此呼应的故事里，有雨果要论述的正义、历史、爱情和在雨果看来最最重要的人性。

　　再次想到，并且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竟然又一次亲近了这幅尽管悲苦——那是西方社会在十九世纪工业、政治革命后多少都经历过的悲苦——，却不乏理想化的画卷。这个冉阿让从“恶”(一个苦役犯，一个小偷，一个连小孩子四十个苏都要抢的“恶人”)中猛然顿悟，从此一心向善的故事。或许每一个熟悉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读者应该都热爱过这样的传奇故事，相信这是小说才能够虚构出来的传奇。再次阅读，仍然会为在这种虚构背后所牵涉到的理想和激情唏嘘不已。

　　可不是吗，我们多么愿意相信这一切：没有显现为荒诞怪物的历史，充满理想与爱的人，有好的收场的善良的人们。

　　历史：永远终结不了的却是“人”

　　历史在雨果的笔下是有逻辑的，而在雨果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们看来，他们的责任正在于揭示这份逻辑，从而使得历史的逻辑更趋向于合理，更能够符合“人”的需要。在历史的这个问题上，雨果与巴尔扎克或是欧仁·苏所不同的只是，出于浪漫主义的偏好，雨果喜欢“大事件”。几乎所有雨果的小说里都有历史的大事件，那是除了爱情之外，能够给雨果带来激情的东西。

　　《悲惨世界》也不例外，小说里有滑铁卢战役，还有1832年的巴黎暴动——我们称之为革命的东西。在每一卷的开始，历史都像是巨幅画卷一般慢慢展开，然后才有这卷的主线人物出场，才有和人物真正息息相关的情节。尤其有趣的是，倘若将《悲惨世界》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单独抽离出来，几乎可以集结成一部历史著作，而且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叙述他的故事，他还时不时地充当历史的批评家。

　　谁能怀疑马吕斯在对待共和的态度上就是雨果本人呢?他评论道，“共和国的伟大在于使交还给民众的民权获得最高的地位，帝国的伟大在于使强加给欧洲的法兰西思想获得最高的地位，他看见从革命中出现了人民的伟大面貌，从帝国中出现了法兰西的伟大面貌”。——熟悉雨果的人都知道，雨果或许正是在《悲惨世界》的写作过程中发现自己是一个共和党人，因为，他抵御不了“人民”这个词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崇高”或者“伟大”这一类浪漫主义者憧憬的字眼。

　　历史会终结一些事情，包括帝国的伟大。但是，历史在自身终结之前，永远终结不了的却是“人”。于是，小说家就将重心放在了“人”上，这也是小说家区别于史学家的地方。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样，雨果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也都让人难以忘记：《巴黎圣母院》里的埃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甚至是追捕了冉阿让一生的警探沙威。

　　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记录历史，雨果笔下的人物记录理想。雨果关于人的理想，关于“人性”的理想很单纯，那就是与“恶”相对的“善”。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冉阿让摒弃恶，坚持善成了这部鸿篇巨制的主线。

　　当然，雨果所要呈现的不是“善”与“恶”的简单对立。因为倘若说《悲惨世界》将在天父感召之下的“善”作为小说的开始和结局，小说更感兴趣的却是对“恶”的存在的追问：“芳汀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向谁收买?向贫苦收买。向饥寒、孤独、遗弃、贫困收买。令人痛心的买卖。一个人的灵魂交换一块面包。贫苦卖出，社会买进。”

　　甚至早在“作者序”中，雨果已经非常明确地将矛头直指“社会的罪恶”——而且“社会的罪恶”经常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这是《悲惨世界》在十九世纪的伟大发现——：“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爱：在天真中重温关于人性的梦想

　　唯一拯救这一切的是爱吧。米里哀主教所代表的神圣之爱，冉阿让对珂赛特无条件的父爱(宗教之爱在人间的具体化表现?)，或是珂赛特与马吕斯之间的纯洁爱情;再或是流放的作者对于动荡中的祖国的乡愁式的爱情。在雨果眼里，善的血肉躯体就是爱。这个命题是多么简单，简单到足令我们怀疑自己的复杂。

　　因为，爱的所有形式在二十世纪的小说里似乎都已经被瓦解了。上帝与他的“人民”之间、亲人之间或者男女之间。爱，从语言学家到小说家，他们都说，那只是人臆造出来的一个词，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词语。我们的处境有点像行进到小说第五卷的沙威，关于善与恶的认知在他因了无私之爱被救起的时候被击得粉碎，除了混乱，还是混乱。

　　只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男子依然可能潦倒，女子依然可能沦为娼妓，儿童依然可能羸弱，而天真地为我们提供爱的方案，将沙威的社会准则一举击碎的雨果，却——没有了。沙威在自己对于善恶的标准彻底坍塌的时候，绝望地投入河水。我们呢?唯一的安慰或许是重温一遍雨果关于人性的梦想。最经典的音乐剧版本中，佩姬唱道：曾有一度人们是良善的，那时他们的声调温柔，字语动人……

　　有一个瞬间，我以为她唱的是雨果。

　　□袁筱一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兼法语系主任。法语文学翻译家。

　　史航 余中先 李银河

　　我读雨果

　　《悲惨世界》的阅读记忆及现实意义

　　拷问出洁白下的罪恶，再去找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

　　□史航(编剧)

　　到现在为止，雨果也是我特别看重的作家，他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我都很喜欢。译制片中对我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悲惨世界》，配音演员毕克的旁白，还有很多段落我都能大量背下来。

　　它让你对人性永远有一种期待感

　　作家黄集伟曾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70年代看《悲惨世界》的事儿。当时，一个提前看到第五卷结尾的朋友，特别激动地，用单位的电话，来告诉他七个字，沙威警长自杀了。他说，这个事儿对当时的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而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沙威警长不自杀，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力没那么大，因为我当时阅读到的整个世界，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两相对垒，互相不转换，但是沙威警长自杀，让你突然发现，一切可能改变，人性可能改变。这会让你想到，你最讨厌的人，如果把他当成沙威警长的话，他的内心会经历怎样的挣扎，在下一秒会出现什么裂变，这让你对人性永远有一种期待感。

　　承诺会有回响

　　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承诺的回音。米里哀主教把银烛台给再次偷窃的冉阿让，说，我用这个来收买你的灵魂。你现在，不是站在恶的一边，而是站在善的一边，我买了你的灵魂。到最后，冉阿让还在问自己，我不知道在天上的父，是否对我满意。这让我想起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那么多人为一个人死，最后他白发苍苍，到恩人的墓前，说我每日想着你说的话，希望我所做一切让你觉得值得。就是这种东西让我印象特别深：承诺后的回响，回音。

　　爱情让他们变成独生子女

　　大学后，再读，又让我发现其中的一个“负能量”，就是马吕斯和珂赛特对冉阿让的态度，马吕斯赞同冉阿让离开，而且觉得这对大家都好，这挺残酷的，当冉阿让说，他会偶尔回来看看珂赛特，马吕斯说没有这个必要了。珂赛特也态度冷淡，所以冉阿让说可能他想错了，他有点傻。这种倾向让人觉得，这俩人沉浸爱情后，开始完全不看天下，这让我想起当时读《神雕侠侣》时，对杨过和小龙女的那种愤怒，他们愿意赴襄阳刺杀郭靖以换取解药，就让他们俩两情相悦地活着。可以说，爱情，让他们变成真正的独生子女，旁若无人。

　　虽然现在上映的电影版，修饰得没那么残酷了，但那种东西，还是让我觉得，一切沉浸恋爱中的人，要绕开他们。

　　人一生该读三本书

　　我在钱粮美术馆做讲座时讲过，人一生应该读三本书：二十岁前读《悲惨世界》，二十岁到四十岁读毛姆的《刀锋》，四十岁后读《复活》。因为到了晚年，不管你觉得这辈子活得怎么样，你一定会觉得亏欠于人，所以要读下《复活》，四十岁读《刀锋》，是说：寻求人生意义不是一个傻行为，即使你没有寻求到，也比没有寻求过的人要高级。二十岁前，要读《悲惨世界》，是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首先你不要绝望，然后你再去探求鲁迅先生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你需要拷问出人们洁白下隐藏的罪恶，再去找罪恶之下隐藏的真正洁白。

　　其实，最近再次重读，我又有所得，就是里边的我最喜欢的两个年轻人，艾潘妮和加夫罗什，他们一个对爱情的态度，一个对革命的态度，都让我喜欢。但他们居然是最让人讨厌的德纳第夫妇的子女。雨果这么写，或许是想告诉我们，每一代的邪恶，每一代的冷酷是要被刷新的，那种基因没法传承。你看最让人厌恶的夫妇，生出的子女居然是真正的巴黎的孩子。这点让我很高兴。

　　雨果之问与当下回响

　　□余中先(《世界文学》杂志主编，法文译者)

　　在我小的时候，读过《悲惨世界》的片段，但印象不深。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78年5月，因为从5月1日起，各地的新华书店开始公开销售“文革”以前印行的老书。我记得当时，是在北大南边的海淀新华书店，排队买的书，而且没买齐，读后才知道，小时候读到的那个片段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

　　总体来说，感觉这是一部广泛地介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作品，很厚重。就如同阅读《红楼梦》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一样，这也是一部可以让读者充分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的一部作品。雨果的作品读多了以后，会发现，他的写作和审美的判断都带有一个极端倾向，就是他喜欢把一些绝对性的概念附加到人物身上，譬如《巴黎圣母院》中几个人物就分别是美、丑、善、虚伪的化身。在《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就是一个遭遇不公正，总是有些倒霉的形象，当然，他还相当善良，在受苦受难的生活中，坚持向善。沙威是一个警察，他代表着秩序。而德纳第夫妇则是象征着贪婪、剥削等等。因为我是做法语翻译的，所以了解翻译前后的一些差别，但就论译本而言，雨果的作品翻译过来，是丢失得比较少的，原来的味道也保持得比较全面，而像福楼拜、巴尔扎克，因为文体风格不太好转达，原文中的细微之处就会丢失很多。

　　当时，有个笑话可以说说。因为我们是法语系学生，读书的时候，学校里会放映一些原版的外语电影，就组织集体去看，让·加宾(Jean Gabin)主演的《悲惨世界》黑白片上映的时候，我们去看，学校里有些青年工人就问，是什么电影，我们说是《悲惨世界》，他们就若有所思地说：“噢，是旧社会的事儿。”

　　其实，在雨果自己为《悲惨世界》写的序言中，就道明了此书的现实意义，他说：“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从这个意义讲，这本书的价值是有普世性的。其实，仔细端详，雨果在19世纪发出的声音在现在中国的当下看来，让还有着某种超前性。譬如对罪犯人格的尊重，反对以暴制暴，不光尊重受迫害者的生命，也对施害者有着相当程度的宽恕和尊重;当革命和人道发生冲突的时候，放弃革命，维护人道，等等，这些思想都是有着非常久远的人道主义的光芒的。

　　个体的遭遇与糟糕的制度

　　□李银河(社会学家)

　　初次读到《悲惨世界》应该是1972年，我20岁。那时，一切东西都是“封资修”，都被禁掉。我在父母的同事家中借到这本书，爱不释手。通过雨果的这部作品，我真切感受到了文学对人的震撼力，尝到阅读的愉悦。

　　这部作品中，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冉阿让，主要是他这个人的曲折经历和伟大人格。作品揭示出他个人的遭遇和一个糟糕的制度的矛盾：一个穷人，不过是偷了块面包，却要遭受这么严酷的惩罚，其中的罚不当罪和制度对穷人处境的缺少同情，令人不得不反省制度本身的问题。冉阿让的人格超凡脱俗，极为高尚，在他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成为好人之后，在他为社会做了诸多善事之后，为了不让一个无辜的人替自己受罚，他竟然以自毁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震惊了所有爱他的人和一直在追捕他的警官沙威。冉阿让完全可以选择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继续做他的高官，继续行善，而相比之下，那个嫌犯地位卑贱。冉阿让挺身而出还他清白，体现了一种众生平等的理念，并不因自己的地位高尚就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一个地位卑贱的人更有价值，可以让别人为自己牺牲。

　　主教米里哀也是一位塑造非常成功的人物，令人感动。当冉阿让在他家再次犯罪时，他采取了保护和宽容的态度，使他免于再次入狱的命运。如果没有主教的这一悲天悯人的善意，也就没有后来的冉阿让了。这样的人格给人启迪，它使我们深思，在法律之外，还有一个人性善恶的问题，而宗教在法律制裁犯罪之外，以让人知善恶的方式来感化人心，改善人性。在19世纪，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后，宗教信仰陷入空前危机。但是，破坏之后还应有建设，那就是用道德和人文主义来取代宗教教化人心的作用。如果旧的破了，新的并没有立起来，社会就会陷入一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境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警官沙威。他忠于职守，严谨正直，像一只忠实的警犬，以敏锐的嗅觉追踪猎物。直到事实证明了他的直觉，冉阿让自首，他却最终被冉阿让的伟大人格感动，在听从内心的同情和忠于职守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竟然选择极端手段自裁，其人格之伟大也令人动容。

　　这部作品还涉及了深刻的社会矛盾，非常经典。它以悲天悯人的笔触刻画了穷人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的贫富差异。虽然小说所描绘的是传统法国社会，但是在仍旧存在着贫富差别的社会和时代，读起来并不会觉得过时，反而会感到其批判社会的现实意义。另外，小说对于人性崇高和卑贱的拷问，意义更加深刻，因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时代，人性的善与恶，人格的高尚与卑劣，是永恒的主题。

　　雨果年表

　　1802 2月26日生于法国东部的贝桑松城(Besancon)。父亲勃鲁都斯·雨果是拿破仑麾下一名将军。

　　1818 中学毕业。

　　1819 同浪漫诗人维尼等人共同创办《保守文艺双周刊》。于期刊发表第一首诗。

　　1821 母亲去世。与艾德娜订婚。

　　1822 编成第一本诗集《颂歌与杂诗》。10月12日与艾德娜在圣苏比士大教堂结婚。

　　1823 2月出版小说《冰岛魔王》。7月参与创办《法兰西缪斯》杂志。

　　1825 被授予荣誉勋章，参加查理十世的加冕典礼。

　　1827 发表韵文剧本《爱情公寓》和著名浪漫主义宣言，成为浪漫主义运动领袖。

　　1831 完成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

　　1841 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公开拥护君主立宪制度。

　　1843 剧本《老顽固》失败及女儿列欧波汀意外死亡，停止新作，转向政治舞台。

　　1845 被封为雨果伯爵。

　　1848 6.4日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创办《大事纪报》。

　　1850 被捕入狱，雨果化名兰文逃离巴黎。

　　1851 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宣布帝制，雨果被迫流亡国外。

　　1852 8月在布鲁塞尔发表政论小册子《小拿破仑》《一桩罪行的始末》

　　1853 充满讽刺政治意味的诗集——《惩罚集》出版。

　　1862 出版《悲惨世界》。

　　1868 夫人艾德娜去世。

　　1870 第三共和政府成立，结束十九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

　　1871 当选国民大会代表。

　　1876 雨果当选参议员。

　　1883 完成《世纪的传奇》第三卷。

　　1885 5月22日，病逝巴黎。终年83岁。6月1日，雨果灵榇置于凯旋门下，供万民瞻仰，旋葬于巴黎伟人墓园。

　　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