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市长”耿彦波作别大同，去山西省会太原赴任。当日大同部分市民却在市政府门前打起了标语、旗号，挽留耿彦波。众多视频和照片显示，寒风中一些大同市民下跪，一些市民甚至还组织签名，希望能挽留这位市长，这些举动一直持续多日。

　　这种场景在古代常有发生，一些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的好官员离任，百姓们都会送上万民伞甚至写挽留信，希望他留任。但后来，好名者、庸碌者甚至贪腐者也原样学下，搞成一场自编自演的常例。但在当下，这样的场面并不多见，如同一位网友在跟帖中说的那样，我们这里，四年换了三任领导，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当下的人们需要关心的事情太多，对官员去留的关注，已不像以往那么认真了。当然，在当下的社会状况中，能承受得起这份“挂念”的官员，也未必就多。

　　耿彦波的受关注和被挽留，很大程度上，与他这些年一直致力投入的“城市建设”有关。当然，如果仅此而已，那还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哪个城市的市长，又没有把最大量的精力用到城市建设当中去呢？为什么独耿彦波受到如此隆重的“待遇”呢？

　　细读近年来有关耿彦波的相关报道，从中可以找出他受到民众挽留的种种蛛丝马迹。这其中包括目前众多媒体和评论所指的市民们（特别是拆迁后未返迁的）害怕拆迁政策因市长调走而发生改变。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挽留他的人群中，人们最多的表情，不是忧和惧，而是热忱与激动。

　　有人曾说，耿彦波这位知识型且富有个性的官员将大同这座城市的激情给点燃了。大同市作为资源型城市曾经的骄傲与沦落，作为拥有众多世界级旅游宝藏却被人称作“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的记忆，都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市民。这些不愉悦的感受，都被耿彦波作为燃料，点亮成为熊熊的火势，让很多人都看到了通往改变的希望。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市民甚至在没有得到新的居所之时，便积极地迁出了自己老房的真正原因。当然，这不是鼓噪的宣传说词的效果，而是耿彦波“在工地多过在办公室”“重手出击拆掉某些官员的违章商铺”等一系列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也是他在“挨一时骂”与“挨千秋骂”之间做出选择的结果。人们对他和他的理想，都信了。虽然，有关他的争议也一直没有断过。

　　耿彦波在大同的种种作为，在未来不短的时间里才能看出效果，而随着他的离开，增加了巨大的可变因素。人们渴望留下的，也许并不是一个耿彦波，而是一个有延续性的政策，有激情的工作方式，以及有希望的未来。这事，说难说简单，都不容易。而将一个地方未来的前途与希望，系于某个干部一身的制度本身，难道没有更多值得反思的东西吗？　　　　　　　　　　　　　　　　　　　　　□曾颖（作家）

　　■ 媒体说

　　《人民日报》：民众的态度，是对领导干部的重要评价，也是对地方工作的期待。一个领导干部，一任地方官员，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么干事，群众的感受最直接。在很大程度上，联名留市长的背后也有着自身利益的考量——“民心工程”开工了，换一拨领导，是否还能全力保障、加速推进？房屋被征收，主事者调任，是否还能得到妥善安置、确保回迁？有这种“不确定性”的忧虑，才引发了集体性的“情感爆发”。

　　《齐鲁晚报》：眼下，全国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大面积换届、调动，如果山西省组织部门能够多听听大同市民的声音，给这一电视剧般的情节一个大圆满结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大同市民看到政策延续的希望，更在于让民众真正看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可期。

　　《东方早报》：耿彦波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成功。这个成功，既能证明一个有能力和胸怀去做事的官员，能制造出怎样的奇迹，也能证明人们对官员的认可标准是何其“实用”，还能证明掌权者在中国有多么宽松的行动条件。

　　《羊城晚报》：“新官理旧账”如果单单靠政府的承诺，是比较脆弱的。只有人大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才能使“新官理旧账”形成规范可靠的制度，才能避免地方主政官员变动导致“人走政息”，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 当事者说

　　“我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芸芸众生，个人没什么了不起，不能扭转乾坤。但是根据大同这个古城的现实情况，它没有替代性，必须有一代人把它完成。靠几代人努力，恐怕做不成，大家文化认识不一样，而且后任一般都不愿意在前任的阴影下生活。人生苦短。对我来说，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贷了那么多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2009年11月24日《瞭望东方周刊》

　　“如果大同的工程现在停了，就是典型的政绩工程，什么叫政绩工程，就是劳民伤财，就是个权力景观。我不愿意留这样的结果，现在大同有那么多的贷款、争议，你耿彦波把政绩搞出来了，结果却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了一堆债。我希望，在我的手上，把我做的事情能画上句号，给我的后任留下财富而不是包袱。到了明年应该就能到一个良性的状态，今年是一个节点，今年闯过去，柳暗花明！”

　　——2010年6月16日《南方周末》

　　“我问过我自己，是不是作秀？是不是想当英雄？没有。外面的人看我，都觉得我是非常激烈的，充满了火药味，我说我都被妖魔化了。”

　　——2011年9月29日《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