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家，贺麟的成就既有探讨中国哲学的专著，也有翻译西哲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译著。

　　近年来，借着一种文化怀旧之心，我们不断地返回民国，欲寻得精神之力，诸如先生之风，或为以学术为志业，不染俗尘，特立独行，或关怀现实，以义命自持，温厚却傲然。此中不乏想象的成分。贺麟先生的一生，却容不得我们这种善意的文化想象，他也以学术为志业，但多少与现实社会存在某些理解上的隔阂，终被时代裹挟前行，其所孕育的学术潜力，历经曲折而未尽全功；他也关怀现实，希望中国崛起传统的民族精神，筑就一个更好的国度，但世变时逝，他不得不顺流而行，在时势之迫下保全自我的同时，守护自己作为学人的澄明之心。

　　在我们的访谈里，作为贺麟先生的学生，高全喜并未为师者讳，他没有把贺麟当做超凡脱俗的英雄来看，而是以常人观之，其言其行，未绝庸人之心，但重要的，不是从贺麟的人生中找到一个人格楷模，以供景仰，而是进入贺麟的学术思想，重新认识那些有待继承与发扬的东西。

　　高全喜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以文明发展的视野看贺麟，他身处内有古今之变，外有中西激荡的时代，学术起点极高，有大问题意识与开阔的学术关怀，本将遒劲推进中国学术之发展，憾其学术志业因世变而中断。而当下中国，恰是重建文化自信的时代，严谨耐心地检视本土学脉断层处，能助益当下国人明确自身文化建设的方向与具体之责。文化的延续，从来不是想象的结果，而是缓慢积累的过程，需在前人开拓的土地上勤勉深耕继续培植。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现代学术史上的贺麟

　　新京报：现在年轻一代的读者，对贺麟这样生于清末，走过民国，又历经新中国诞生之后的风风雨雨，被动乱年代所伤害，但又一定程度上被时代裹挟前行的老一辈学者，已有很深的隔阂，甚至很难理解贺麟先生的某些行为与言论。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纵向看，贺麟身处何处？

　　高全喜：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民国前后可谓是一个孕育思想学术的大好时代，内有古今之变，外有中西激荡，大时代提供大问题。常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学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思想产生于忧患之际。贺麟前后的那一代学人，早年受蒙于传统，后大多留洋西方（包括日本），置身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而后又在从民国到抗战的动荡中发展自己的学术。这一切，使得他们拥有多元的知识体系与开阔的学术视野，并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社会建设这些大问题结合在一起。

　　新京报：但若将贺麟置于这个学术思想的谱系中，以其学术成就加以衡量，贺麟的位置或许并非是高山仰止？

　　高全喜：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分析的。总的来说，处于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人，大致前后五十年，他们拥有难得的内外造化，相当一部分人成就于此，彪炳学林，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胡适、冯友兰，等等，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经典著作面世，甚至有人还达到了所谓功、德、言之三立。不过，细致一点分析，这个学术思想谱系，又大致分为不同时期的三个学术群体。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康梁，其思想成熟于民国时期，抗战其实已然完成其历史使命。第二群体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冯友兰，其思想成熟于抗战时期，1949年前已然完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构建。第三个群体，则是于民国初期受教育，发轫于抗战时期，若1949年后有一个正常、自由与稳定的社会环境，或许会产生更加丰富、宏阔的学术思想体系，贺麟先生就属于第三个群体。

　　贺麟的新儒学，在抗战时期已经初步孕成，他基本打通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甚至有所融汇与开展，前景十分广阔。但建国之后，中国学术进入另外一个思想轨道，贺麟等几乎所有旧中国的学者都需要思想改造，此后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路线斗争冲击着他们，心灵所受的伤害远比肉体更为残酷，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窒息了他们的思想，哲学如此，文学与法学更是如此。1949年，天玄地黄，我们看到，有一小部分人到了港台或海外，他们中有些人天分资质及其思想厚度，并不高于留在国内的很多学者，但现今我们回顾历史时，却使人有霄壤之叹。牟宗三、唐君毅是比贺麟晚半辈的学人，他们著作等身，义理完备，当然声名及其影响似乎远高于贺麟。

　　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新京报：贺麟找到了中国传统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相似之处，何以判断他的思想很开阔，又具有原创性？

　　高全喜：贺麟把德国唯心论与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继而发扬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找到了它们在精神上的同一性，隐然形成了中国现代新儒学中的“新心学”一脉。新儒学是民国以来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总体看法，其实有不同的内在学理。冯友兰做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期间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总称为“贞元六书”，他所强调的是格物致知的儒家理学传统。

　　贺麟与此不同，强调的是心学这个谱系，关注的是陆王心学一脉的思想理路，在“智的直觉”中开启天地与社会之理。其实早在抗战期间，贺麟就隐然有了一个有别于冯友兰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理念，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把这些思考付诸于体系性著述，毕竟，贺先生的年龄及资历，比冯友兰要晚半辈。若假以时日，贺麟是能够创造出一个中国新心学的思想流派。即便如此，贺麟先生的几篇重要论文，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五论观念的新检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等，被学界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之作，直到今天研究现代新儒家，都绕不过去。

　　新京报：在《会通集》一书中，张书城文章有这样一段话：“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他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想建树一种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理想唯心主义。但是正当这一体系‘筹建’的高潮时刻，新中国成立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成了永久性的‘未完成体’。”

　　高全喜：是的，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我们知道，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有一个很缓慢的孕育过程，必须涵容广阔的社会内容。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虽有不同，但面临的任务却是相似的，宋明理学当时要消化的是佛学的东西，试图把孔孟直至韩愈的儒学道统与佛学结合起来，建立理学。而民国以来，中国的儒家面临的任务是消化吸收西学的东西，尤其是西方的古典哲学，借此建立自己的新儒学。

　　我们看到，冯友兰接纳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所以他构建了一个新理学，而贺麟接纳的是新黑格尔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相对而言，思想的厚度和思想的丰富性，比冯友兰所面临的要求更高。贺麟虽然没有构建出自己的体系来，但毕竟已有学术气象，初具规模。假如1949年之后社会政治比较稳定，贺麟就可以慢慢孕育生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面临的不是继续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前行，而是接受思想改造，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贺麟就进入到他的另一种人生，也就是我所谓的第二个贺麟。

　　历经曲折未能发力

　　新京报：好的起点未必最后能够造就辉煌的学术成就，贺麟先生其实是逃不过历史与时代对人的限制。正中黑格尔的那句格言：“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

　　高全喜：在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谈论贺麟，我愿意用“两个贺麟先生”来概述之。当今学术界对贺麟研究不多，一般是统而观之，所谓中西汇通之总结，大多浮于表面。我所谓的两个贺麟，其分界时间即是1949年。其实，在研究梳理那一代学人的思想变迁以及精神状况时，这样的分界命题不仅可用于贺先生，亦可用于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概括而言，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抗战时期蔚然有成，孕育了强大的学术潜力，但历经曲折，道学绝绪，最终难尽全功。他们中个别人在改革开放后又回到前一个自我，接续起彼时的原创性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学家费孝通。但绝大多数人则是再也回不去了，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活出那个斯文扫地的苦难岁月。对于他们，我们不能仅有感慨与叹息，我觉得应该对于这批人储备待发的思想理路给予更高的关注，这是我们作为后辈学者的责任。

　　新京报：具体到贺麟先生，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更深层次的理路，是什么？

　　高全喜：作为贺麟先生的学生，想到先生一辈子的学术事业，感慨是难免的，如果没有现代中国的政治之变，他的思想成就又会是何种面貌。故而走进贺麟的学术人生，我不得不明确地意识到，这里有两个贺麟，前一个，是身处中西思想会通之际，拥有宏阔的学术视野并怀抱独创性的思想家，后一个，我们待会再述。

　　贺麟生于四川传统乡村的士绅家庭，后进入清华预备班，对儒学、西学皆很感兴趣。他与陈铨、张荫麟被视为吴宓门下三大弟子，之后留学美国，受鲁一士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他喜欢黑格尔，喜欢斯宾诺莎，故而又去德国留学，后于抗战期间回国，服膺于抗战时期的文化建国思潮。1931年甫一回国即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原书名叫《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贺麟对拿破仑入侵德国前后的那批哲人诗者多系同感，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努力重建德国精神，贺麟将之引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且希望抗战亦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重要的是，贺麟把民族精神追溯到了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他的《文化与人生》、《近代唯心论简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三本书中，基本理顺并阐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精神，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万世开太平，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礼教诗教之化育，等等，他尤其强调精神的主体性，希望抗战能把古今中国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激发起来。他所谓的唯心主义，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心唯物，而是精神意志上的，是心灵信仰上的，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也正是如此。

　　在万马齐喑的环境里，他已尽力

　　新京报：人不可能突变，尤其是有思考能力的人，你所谓的两个贺麟先生，只是为了更好理解分析，第二个贺麟与第一个贺麟之间所延续未变的是什么？

　　高全喜：置身事外去看历史，也许你会觉得很有意味。由于中国学术走向唯物主义之路，贺麟的唯心哲学自然无法发扬延续。但对于贺麟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是，官方承认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故而，黑格尔哲学是被允许翻译与研究的。所以第二个贺麟，就不再是那个欲会通中西发展新心学的贺麟，而是一个以学者身份进行黑格尔翻译与研究的贺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麟辛勤介绍德国古典哲学，无论在翻译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达到了所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要知道，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环境。

　　新京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你所说的贺麟的这个“最高成就”包括哪些？

　　高全喜：其一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主要名词、概念、范畴，比如有无、对立、统一、一与多、差异、扬弃，等等，都是从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哲学中提炼出来，成为大家所共享的专业术语，所以说，贺麟的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学术建设的基本工程。

　　其二是，翻译讲究信达雅，贺麟翻译的《小逻辑》，洗练、简洁，是西学翻译的经典性作品，可以说，他把之前的哲学研究，转化为翻译的痴迷，虽然他的新儒学发凡已断，他把学术之志，寄于翻译之中。就像沈从文离开小说研究服饰，吴文藻离开政治学研究红楼梦，虽是转型，用力相齐，境界同构。

　　其三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贺麟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史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后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大多受惠于贺麟先生的哲学翻译与研究。

　　第二个贺麟先生，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教育者，尽管思想的锋芒消减了。

　　他非超凡脱俗，身后或许也有小辫子

　　新京报：在纪念贺麟的文章里，我们能发现大家对贺麟的印象基本都是，谦虚严谨、笃厚朴实，断非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之辈，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贺麟的一些言行就难以理解，比如公开赞同唯物论，批评唯心论，激烈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以及晚年入党，被称是“历经坎坷找到光明的归宿”。

　　高全喜：依据现今人的想法，思想高明者似乎当固守气节，以义命自持，对权力保持明确的距离。如何看待你提到的这些事呢？德国哲学家中，恩格斯就评价说，歌德与贝多芬相比，黑格尔与费希特相比，前者都有一个庸人的辫子。有个故事是，歌德与贝多芬在街上聊谈，恰巧一位王公经过，歌德主动让路，还向王公离去的背景鞠躬，贝多芬就不以为然。还有席勒，相比之与歌德，他是非常执着地批评王权专制的。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歌德就比席勒差，黑格尔要不如费希特。从某种程度上说，冯友兰的辫子就很长了，贺麟非超凡脱俗之辈，对世俗权力，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或许也有那么一段小辫子吧。

　　新京报：我在贺麟的《文化与人生》里读到他1946年谈论学术的文章，他认为学术必须独立，决不能成为政治的依附物，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尊严，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那么，你所猜测的这种服从已然存在的政权之道，与他自己表述的学术独立之间，有何关联？

　　高全喜：你要知道，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儒家，还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对政权基本上都是趋于认同的。贺麟浸濡其中，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缺乏某种思想家的抗拒意识。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他不仅写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写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他曾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当教导长，赞同蒋介石当时鼓吹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接见过他三次，毛泽东接见过他一次。贺先生对政权的态度是很传统的，很古典的。对此，我曾很有疑惑，后来随着岁月流逝我大体想通了，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此可以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理解。任何一个政权能够执掌天下，必然有其内在的道理，你可以不赞同其说辞，但时代精神毕竟曾经流连于此。我想贺先生认同的与其说是政权的事功，不如说是其背后的天命。

　　具体说到他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我认为，一方面有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学理层面的，胡适倡导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德国哲学是存在差异的，在思想层面上存在争鸣的可能性。在为人为学上，贺麟都称得上中国传统的道德君子，宽厚温情、儒雅中庸，特殊时代加于人们的痛苦，他也都一一承受，从未转嫁于他人。至于你提到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他对学术独立的想往，也体现了他对思想自由的认信，学术是学术的，政治是政治的。

　　新京报：50年代，贺麟曾经想帮他的老师吴宓觅得北京一个大学的教职，吴宓拒绝了。这件事情可曾触动他的某些心弦？在你与他的交往中，他是否有些许感慨？

　　高全喜：在我的印象中，贺麟对于吴宓是深有感情的，当时他与我们经常谈论起吴宓，回忆起清华读书时的时光，但多是他们师生如何读书写诗，以及吴宓当年追求毛彦文的痴情，很少谈及政治立场。我想，这或许是贺先生依然知晓，1949年的建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了，共产党的革命是一场古今未有的大变化，对此，保持缄默，也许是最合宜的师教。当然，他很是怀念往事，他会时常给我们看他在哈佛期间的读书笔记，甚至他少年时写的爱情诗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与我一同翻阅朱熹的摩崖石刻的拓本，一起欣赏朱熹那苍劲有力的书法，神情中充满了向往。

　　贺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他很少给我们按照章节讲课，更多的是带我们进入一种思想的氛围，让我们自己去感受，耳濡目染中，使我们获得做学问的底气和境界。现在来看，他基本还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式学者。对社会剧变中的很多东西，并未有敏锐的认识。可以说，他从不抵抗什么，但在他的思想深处，终究还是闪现着作为哲人的那一处澄明。

　　学术思想如何赓续

　　新京报：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以文化复兴的名义编写了一套中国历代思想家，请彼时名家叙写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生平小传以及学术思想分析，书出版后，极受关注。其现代思想家一辑，最后几位，是冯友兰、东方美、唐君毅、牟宗三，而贺麟并未列入。

　　高全喜：港台学界的评议未必就深谙近现代中国思想流变的法门。贺麟早年会通中西，首创现代儒家的新心学之义理，虽然蔚然有成，但终未开出博大精深之体系。继而后半生均致力于翻译和研究黑格尔，虽然另辟蹊径，开启了新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之滥觞，但毕竟西学研究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之根本。就中国思想家的视野来看，早年的贺麟新心学具有原创性，其地位远高于后来的贺麟之黑格尔研究。

　　新京报：你所说的两个贺麟先生，是就思想价值的底蕴有感而发的。如果整体观察贺麟一生的学术思想事业，值得后辈学人景仰的东西是哪些？

　　高全喜：第一，他是民国以降，中国学术界关于黑格尔翻译与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时人对贺麟的认识是与黑格尔密切相关的。确实如此，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可谓现代哲学的思想启蒙，具有极大的读者群，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哲学意识。经过贺麟翻译的众多哲学术语，成为中国社会有关哲学讨论与思考的“通用粮票”。有研究者说，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中，只有《小逻辑》堪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相媲美。

　　第二，贺麟一辈子崇尚唯心论，这一点即便在思想改造之时，也没有泯灭，他所理解的唯心论，是理想的唯心论，是关于心灵与精神的哲学。他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在斯宾诺莎的人格中，在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风范里，在中国孔孟之道的开展中，在程朱、陆王的理心之学中，在传统中国的礼教和诗教上面，发现与体认了这个理想的唯心论。所以，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新儒学，在他那里并不隔膜，而是统一的，是宇宙之大我，是精神之表现。故而，他特别欣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引用的席勒《友谊颂》的那句名诗：“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出泡沫。”

　　第三：那就是贺麟创建的新儒学，尤其是基于新心学之脉络的新儒学。关于这一点，我前面多有提及。我认为，就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之前景来看，贺先生的思想发凡不但没有完结，而是正在孕育之中，就此来看，贺麟可谓远见卓识。

　　这个秉有三千年之历史的古老民族，其新生的标志，不是普世之制度之构建，而是融入普世价值的新理学，尤其是新心学。这一点，半个世纪之前，贺麟前后的那一辈学者就早已经揭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