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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草原城市保护搬迁
新京报
2012-08-15 02:31


据介绍,元上都完全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保护。


上都镇是一个休闲舒适的避暑小镇。

  今天,你来到蓝旗,都能感受到当地人对金莲川的喜爱和强烈的保护意识。在通往明德门的路上,为了防止游客到草原上采摘金莲花,有一些车辆来回巡视,专门负责监督,也有一些蓝旗文物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及时把游客从草原里拉出来。到了冬天,下了厚厚的雪,车辆没有办法行驶,文物保护局则会出动马队,骑着马的“金莲川”守卫者们踏着雪,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在上都遗址来回巡逻,以防止对遗址的破坏行为发生。

  从天到地的立体式保护

  据元上都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任进奇介绍,元上都完全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保护。城墙上每隔不远就能看到一个“观测柱”。任进奇介绍,这些观测柱主要是用来观测城墙的水平和垂直位移情况的。因为老城墙的石头砖瓦都是从地下挖出来又在地面重新堆砌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测。

  他们在遗址周边建设起了气象观测站及环境监测站,除了对遗址风向、风速、气温、降水、地湿进行监测外,还能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臭氧含量等进行实时监测,并定时对遗址的土壤、大气、水等进行采样。若监测出天气变化的异常情况,比如有大雨、强烈沙尘暴等天气时,则会启动对抗异常天气的应急预案,对遗址实施保护。“元上都遗址实现从天上到地下的立体式保护,”其其格说,“租了空中卫星进行空中巡查,在遗址地下还安装了‘监测线’。”

  目前,在明德门、穆清阁的发掘中,考古队采取PS溶剂滴灌形式,以可逆性的发掘实现对古文物的完整保护。“具有视频监控、震动报警能力的‘草原神灯’安防系统在年内将安装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而且已经评估了遗址客流量,确保申遗成功后有效控制客流以保护遗址。”

  2010年,正蓝旗文物局组织施工人员对元上都遗址南侧金莲川草原上的900米木栈道进行了拆除,并完成了地面桩眼填埋、植被恢复等工作。原来有现代感的景区大门也被拆除了,而后人修建的忽必烈铜像,因为破坏了整体的“废墟感”,也通过切割的方法整体向西挪动了45米。“现在,我们做遗产保护,即便是钉一块木头,挖一块砖瓦展示,都要经过论证。”齐齐格说,“上次一家单位准备在大安阁建新楼阁,经过专家论证,认为不科学,被否决了。”

 


忽必烈广场的足球场。


为了保护元上都遗址,很多农牧民搬迁离开。

  “现在有很多宫殿和城墙还没有对游客开放,还有一些宫殿尚须进一步考古发掘证实,并且论证是否适合对外展示。如果专家论证不适合对外开放展示,我们绝对不会开放”任进奇说。

  “舍不得离开风水宝地”

  从1996年元上都启动申遗以来,曾有过两次比较大的移民。第一次是1999年,将占据元上都外城遗址多年的“五一”种畜场四分场搬迁出遗址,清理出约36万吨现场建筑垃圾,这一次共搬迁牧户103户。为了满足世界遗产生态保护的要求,蓝旗在申遗前拆除了核心区的现代建筑。2011年春天,又从离遗址核心区比较近的地方搬出了92户居民。

  “小时候就听风水先生说,这是块风水宝地,我们蒙古族皇帝的根基在这里,有点舍不得搬。”蒙古族牧民巴特说,“不过,全世界人都来这里旅游,经济会更繁荣,我们老百姓也能获益吧!”

  当时蓝旗政府负责为乔迁的牧民雇人、雇车、拆房、租借蒙古包,并为搬迁居民提供廉租房。“我现在虽然不能在草原放牧,可家里盖了棚圈养牲口,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汉族牧民尹义成对搬迁后的生活还挺满意。

  据介绍,农牧民搬迁后,大多自谋出路,有的开出租,有的在上都电厂打工。正蓝旗政府也下拨了一些项目,优先为牧民安置工作。现在有一部分牧民到上都镇居住,一部分搬到了离核心区更远的村子。

  蒙古族老人沙·东希格对元上都遗址感情深厚,“每次看到一片废墟的元上都,都会流泪,它就好像是蒙古民族的心脏,这颗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太久太久。”在他看来,申遗成功令这片废墟重生,我们的这颗心脏,也重新开始跳动。”

  上都镇的房子会增值

  上都镇是蓝旗政府所在地,距离元上都遗址核心部分20公里,街道干净整齐,建筑簇新,行人很少,盛夏气温只有20度左右,是一座舒适的避暑小镇。

  在上都镇,处处能感到“元上都”的气息。市中心最显眼的几处地方就是忽必烈广场、“元上都夏宫”大酒店和元上都博物馆。忽必烈广场中央端坐着巨大的忽必烈雕塑,还修建了一座大足球场,塑料草绿茵茵,夜晚镇上居民领着孩子们在广场上放“孔明灯”玩。

  目前,上都镇的很多地方都在盖新住宅小区。一些北京等地的外地人也来这里买房,房价大概每平米两三千元。因为离元上都较近,很多人预计,这里的房子以后会增值。据高部长介绍,未来很快要在镇上的一片湖区建湿地公园。

  ■ 考古故事

  “一公里一美元”

  马可·波罗以后,欧洲人对元上都一直充满浓郁的兴趣。元上都研究专家魏坚说,在国外元上都研究上,欧洲学者做得最好,也最权威。

  蒙古族老人沙·东希格清楚记得,1985年5月17日,他接待了一位来自英国伦敦某大学历史系女教授,带着她的丈夫还有两个翻译来到元上都。当时沙·东希格只是当地对元上都比较了解的小学教师,女教授说:“我们从距这里一万多公里的地方来,一公里一美元,我不想白来,一定要好好了解元上都。”接下来三天,从早上五六点到晚上七八点,女教授都在和东希格讨论元上都,“连城垣上砖石的尺寸都问得很详细。”

  后来27年间,东希格又接待过很多不少前来考察研究的外国人,而他本人每年花在自费研究元上都的钱要一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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