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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聆听时代的声音
新京报
2012-03-17 03:20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
作者:李名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年1月
定价:39.80元


潘剑林,代表作品《新娘》《回家》等。


李红旗,代表作品《好多大米》《黄金周》。


杨恒,代表作品《槟榔》。


王笠人,代表作品《草芥》。


杨瑾,代表作品《一只花奶牛》《二冬》。


李睿珺,代表作品《夏至》。

  他们的作品既带着自我的火焰,又锻造出形态各异的镜子,返照出社会变化与人心向背的一个个角落。

  □书评人 李霄峰

  中国本土“独立电影”的发展,以我有限的见识来看,是从1990年张元导演的故事片《妈妈》为历史起点(电影导演从1949年建国之后第一次脱离电影制片厂制度,自筹资金自行拍摄),这是中国“独立电影”潮流的发端。

  从1990年《妈妈》开始,直到2000年《过年回家》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率先获得公映资格,独立电影(另一曾经的说法是“地下电影”)的发展可以用“静水流深”来形容。他们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作品尽管很早就获得了国外艺术家与观众的广泛认知与认可,却罕有得到中国本土媒体与观众的关注。这其中固然有文化土壤、意识形态、电影制度的原因,却也藏着另一种“政治的眼光掩盖了艺术的价值”的、对“独立”二字落入偏狭的、一成不变的理解。

  “独立”二字,若以意识形态划分,自然是方便又简单的。然而人们往往将眼光放在“独”上,要么吹捧,要么厌弃,成了一种姿态,缺乏实质的内容;我个人认为“立”字更加重要:电影是一个社会的产物,脱离不了时代,也脱离不了具体的文化环境,不可能是“无土之花”。到最终,电影创作是从社会生活里提炼出来,从一方水土的变化中找到创作的契机。电影工作者亦首先是这片土壤的生长者、体会者、创作者,从根本上需要正面“创作来源的社会属性、文化土壤”,方能使作品得以立足,放出自身的光彩。

  从这个角度看,“独立电影”的语义是丰富的,是解放的,是正面而力图全面地看待文艺的态度。在今天这个时代,它亦在延续着一种艺术精神:将电影看做一种本质的纪录与书写方式,去与创作者的生命体验交融。他们的作品既带着自我的火焰,又锻造出形态各异的镜子,返照出社会变化与人心向背的一个个角落。换句话说,能够平和客观地看待独立电影,将其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去观察,从作品本身出发,才能把每一位创作者和每一部电影作品的价值真正地看清。

  李名编著的这本《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采访了16位十年来开始制作独立电影的年轻导演。他在此书后记中写道:“相比十年前,如今DV(数码摄像机)的广泛应用,使得拍摄一部电影不再需要庞大的资金;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观看任何一部电影都十分便易;国内影展、酒吧、高校的频繁放映,使得中国独立电影更为观众所了解和关注。”

  今天的独立电影人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也使得此书的样态既平静又纷繁。著者的问题多从被访者的生活、成长史到创作,得到的回答是多样的,看得到每一位创作者的不同,看得到不同处境中的导演对电影不同的审美与思考。此书并没有生拉硬拽去找他们的共性,这才真正符合“独立”的精神。如同赵晔导演(作品《马乌甲》、《扎赉诺尔》)在访谈中所说:“我当然还是希望能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

  此书尽其所能地呈现了独立导演们的创作面貌,不强调,不回避。张元导演在此书序言《独立电影的存在》中写道:“至少可以使电影这样一个工具,去进行自我的认识,去发现我们同情的人,去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这或许正是《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出现在这个时代的意义,也是“独立电影”核心的追求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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