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台机场内的纪念墙,张贴了很多海啸的图片。本报记者 陈杰 摄

在日本一所小学,孩子们正在进行防灾训练。
“喜爱冬天的人儿,是胸怀宽广的人,像融化冰雪的大地一样,是我的母亲。”逝者已矣,长歌当哭,灾难未央,生者坚强。地震海啸引发的核辐射,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灾难记忆,然而,灾难留下的,不仅是悲伤、是坚强,也应有反思,有问责。
为了避免灾害再演,就必须对日本防灾体系和应对的缺陷进行充分和深刻的反思。学校要拨出更多的时间教育孩子防灾,政府也应承担起加固建筑物的重任;民间社团和组织更应参与进来,对政府的应对进行问责。
对于核电,我们也要思考,是不是在安全和效率的边界走得太远。
无论对反思者,还是批判的对象而言,都需要“心底宽广”,然而,反思尽管残酷甚至伤筋动骨,但冬天到了,春天,也不会太远。
震后演戏 东京每月一练
2012年2月9日,日本东京,地铁站台,记者在人数众多但秩序井然的站台排队,等候地铁到站。
突然,出现一队警察,一边向乘客鞠躬致歉,一边在站台迅速拉起一块高两米多的帆布屏障,挡住乘客的视线,紧接着,就听到帆布那一头,许多人以整齐的步伐喊着统一的口号奔跑着,进入地铁车厢里。
地震演习每月一次
同行的日本东北观光机构的官员,东京人星多惠边鞠躬边解释:“给您添麻烦了,请多包涵”。她说,这是政府组织的例行地震演习,自去年3·11地震后,日本在全国增加了演习的频率。
演习难免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因此,每次演习前,政府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消息,提醒市民,并乞求市民谅解。这次演习造成了诸多车辆晚点,站台的乘客密度陡增,却没有造成任何混乱,乘客依旧整齐地在站台上安静排着队。20分钟后,演习结束,乘客继续乘坐列车,就像刚才的一切没发生过。
一位上班族对记者表示:“这应该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平时大量的训练,才能更从容地应对各种灾难的发生。”
在东京,以单位为形式的地震演习也更加频繁,几乎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发生地震被困怎么自救和求救?交通中断怎么回家?星多惠说,每个单位,除了必备的药品、工具,还至少给每个人储备两天的给养。
在学校,演习也更加频繁,“孩子们应该比我们那时候接受更多的灾难教育,这次地震海啸,给我们太多教训了,”星多惠说。
八成学校完成抗震加固
有报道称,在未来的5年里,日本富士山下的静冈县预计有8级左右的地震。星多惠说,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基本完成静冈县的建筑和房屋的进一步加固工作,以确保所有的建筑能达到8级抗震标准。
在全日本,都在进行各类建筑的加固工作。无论在东京,还是在我所到达的日本各个县,都可以看到一些建筑和公共设置正在进行抗震加固的施工提示。数据显示,在全日本的县里面,静冈县的抗震加固完成比例最高,达98.2%;接下来分别是神奈川县和爱知县,分别为97.7%和95.5%。表现最糟糕的则是广岛县,仅完成59.1%。
日本文部科学省去年8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截至去年4月1日,全国大约11.6万所公立初中和小学中,80.3%完成抗震加固。结果显示,去年的抗震加固完成率比上年上升7个百分点,为2002年以来最大增幅。
3·11地震后,新干线大面积破坏,虽然所有的线路目前都恢复通车,但如何提高抗震功能,仍是交通部门专注的工作。东日本铁路公司日前宣布,为预防东京发生地震,将提前对新干线及普通铁路的高架桥墩实施抗震加固工程。工程将从4月份后陆续启动,预计3年完成。加固对象总计约1.6万根桥墩。预计总费用约9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4亿元)。
赔偿容易 伤痕难修复
灾难当下,民众的戮力同心,蔚为可观。记者前行日本看到,民众不仅积极防灾演习,配合政府节电措施,也互相鼓励,扶持渡过难关。
为处理因福岛核电站辐射而受影响的居民损失问题,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原子能损害赔偿支援机构”,对于20公里内必须撤离的居民,从去年3月11日到8月21日,每个家庭按10万-12万日元进行补偿,去年9月1日到今年2月29日按每月5万日元进行补偿。同时对每人一次性赔付交通费5000日元,住宿费8000日元。
对这些撤离的居民,政府按他们安置的所在地,孩子就近入学,同时,政府和民间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为失业人员寻找就业机会。以期帮助他们尽早自救。
对于撤离区域的企业和公司的损失的赔付,因为涉及金额异常庞大,仍在评估和谈判中。不过,单凭东京电力集团,几乎不可能完成赔偿,政府将承担必要的负担。
日本地震海啸带来的伤痕,将带来持久的影响,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修复时间。
不过,在如此巨大灾难之后,从政府到民众的冷静反思,并进一步加强危机教育,和集各方力量对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给人感觉到这个国家,在秩序中焕发的力量。
日本人星多惠说:“未来几年,日本将更坚固”。
■ 个案
釜石市学生全部躲过地震
在岩手县釜石市,地震海啸造成1,000多人死亡失踪,但2,911名中小学生却躲过灾难。
从2004年起,釜石市教育委员会就尝试在教师和学童中灌输防灾意识。但是,在2006年的千岛群岛地震中,学童的避难率仅不到10%。
此后,釜石市每一所小学和初中都对儿童疏散的计划进行了修改,并决定每年分配约10个小时用于防灾教育,包括海啸风险课程。2010年3月,一本由教师们编写的海啸灾害预防手册完成,被纳入该市14所小学和初中的防灾教育中。
这些课程最终取得了效果。3·11地震发生后,釜石东中学的学生集体跑到一个避难点,并大声高喊“海啸要来了!”。
在临近的鹈住居小学,孩子们集中到教学楼3楼,这里是海啸淹不到的地区。但是,看到初中生逃生之后,老师决定疏散。约600名学生逃到了700米开外的一所老人院。
在听到老人院后方崖壁坍塌的消息后,学生们感觉到了危险,于是,初中生们拉着小学生的手,跑到一座距离老人院500米开外、位于更高地势的护理设施中。初中生们还帮助幼儿园的孩子以及护理设施中的老人们逃生。海啸的浪潮最后到达了这座设施前方的地面。
“多重危机”意识和防范手段,让孩子们最终保证了安全,但这和该市扎实的防灾教育经验分不开。
采写/特派日本记者 陈杰

2011年3月31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右)出席议会会议时面容憔悴。菅直人对福岛核电站危机的处理备受质疑。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船桥。
民间团体问责政府
“明知是不能控制的技术,为何还要持续采用?”
“本应保护国民安全的政府,为何没能履行好监管的职能?”
日前,一个由专家学者组成的30人民间团队,成为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个名为“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的团队,出台了自去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来,首份最完整的核事故调查报告。
专家组建独立调查团
去年3月核泄露事故以后,在日以继夜的展开抢修作业的同时,针对这一事件的三个调查团队,也先后展开工作,他们分别是由政府成立的“事故调查/检证委员会”,由国会成立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及北泽宏一所在的民间独立调查委员会。
民间调查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独立性。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称,“成立民间调查委员会的目的,是由与核能事业没有利益关系、立场自由的民间人士,脱离司法、立法、行政以及企业的立场,对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事故进行独立调查。”
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核能领域的专家教授,以及知名的法律学者,如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真理子,著名律师但木敬一等。
尽管只是一个民间调查委员会,但30多名调查人员获得了莫大的调查权,他们有权对政府、国会,核能主管机构等所有与核事故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问询。
从去年9月开始,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委员会的专家先后调查了300多名与核事故处理相关的人员,如官员、核能管理人员、核电站工作人员等。这些人一一接受了调查组成员最长达3小时的质询。
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几乎涵盖了核事故发生后所有直接参与应对的政府高官:如前首相菅直人;前内阁官房长官、现任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前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环境大臣细野豪志,以及政府核能部门的负责人,如核能安全委员长班目春树等。这些政府人员,均对事发后的情况了如指掌。
指责前首相顾小失大
在多方调查和事实应证的基础上,2012年2月28日,委员会正式发布了长达400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救灾大本营——菅直人政府。
报告称,“在核能安全问题上,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东京电力公司而言,在技术、理念以及事故应对上都存在不足。”
对于前首相菅直人的应对危机时的表现,报告的用词甚至更为激烈,“在事故发生时,以菅直人首相为首的首相官邸的应对‘无益地混乱,且压力巨大,加剧了危机恶化的风险,纯粹是临时抱佛脚及后知后觉的危机应对。”
报告还认为,作为当时日本最高行政长官的菅直人,过分地介入到需要专业常识的核事故应对中,对于控制危机几乎没有什么效果。2月28日,作为委员会负责人的北泽宏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根据委员会的调查,“首相官邸过分介入到现场抢救工作,此举(对控制危机)几乎没有作用。”
报告详细披露了菅直人当时如何事无巨细地介入抢险,报道称,福岛核电站遇海啸当晚,首相官邸紧急下令调集数十辆电源车驰援核电站。而菅直人则就电源车抵达时间和路线不断作出详细指示,如“在哪里?有几辆?”
得知核电站需要电池时,菅直人直接用手机联系前方:“多大的电池?长多少米?”一名当时在场的首相官邸官员在接受调查时告诉独立检证委员会成员:“当时就感觉,首相去管这么琐碎的事,那国家怎么办?”
菅直人承认应对失败
“菅直人在应对危机时的确做出了成绩”,北泽2月28日对媒体说,“但另一方面,其在信息公布方面及过分关注抢险现场事务,实属失败(之举),总体而言,他在危机应对方面并不合格。”
与民间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不谋而合,去年底,由政府主导的事故调查委员会发布的中期报告也同样指出,核事故发生后,首相官邸应对混乱是事故扩大化的原因之一。
3月1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督促日本政府严正对待两大调查委员会的问责报告,“两个调查委员会均严厉拷问政府(在应对核事故中)的责任,所有政府相关人员必须认真加以对待。”
面对民间调查委员会的问责,菅直人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自己对核危机应对“失败”。“事前的准备非常不充分,因此,从准备不足方面而言,的确是大失败。”
(百千)
■ 对话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负责人船桥:政府不该隐瞒真相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船桥洋一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政府在危机时刻向民众隐瞒真相,就犯下了最基本的错误。
记者:怎么评价政府当时的危机管理?
船桥洋一:福岛核危机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徒劳、没有任何可行指导的特殊情况, 在那个情况下,谁是领导是决断性因素。菅直人当领导者是日本的幸运。
记者:这次危机怎样检验了日本民主的成熟度?
船桥洋一:危机发生时的第一考验是政府面对危机的领导能力,最可能缺乏的是与市民建立伙伴关系以应对危机的愿望。比如,政府没有试图对民众解释危机情况并提供相关信息。当不掌握信息时,政府应该告诉人们什么很重要。这对日本政府来说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被认为是无所不知的。
接受采访时,枝野幸男说出了他面对的最困难的境况:3月12日福岛1号核电站爆炸2小时后,他们没有得到相关信息,但记者在不停追问政府为什么没有给出解释。由于没有任何数据,枝野幸男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问题演变成了政府是否愿意与民众交流的问题。
当政府害怕向民众说出真相会引发恐慌时,他们就犯下了最基本的错误,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韩旭阳)
核危机应对“五宗罪”
1、因为首相官邸插手现场抢险,引发混乱,增加了事故恶化的风险。
2、基于9·11事件制定的紧急事件应对措施并未在核事故后得到体现。
3、地震发生后,核电站内工作人员缺乏镇定,应对失策。
4、在核辐射信息公布方面,文部科学省及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回避责任、应对不力。
5、在航空监控方面,文部科学省和防卫省合作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