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思亲补读录
——走近父亲钱穆》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1年12月版
定价：26.00元

钱行，钱穆次子，1932年生。任中学数学教员四十年。曾出版校注本张潮《幽梦三影》一书，并参与译注《读书四观》、《齐家四书》等书籍。

　　钱行的思亲补读

　　大师远去的时代，子辈如何回忆父辈，逐渐成为公共文化空间一个热点。名人之后的回忆作品，往往能掀起一阵阅读热。尤其是2010年季承的《我与父亲季羡林》，季承用“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寂、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之形象，覆于季羡林“大师”的光环之上，引得四座皆惊，论辞至今不歇。

　　2012年，钱穆之子钱行的新书《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上市，与那些回忆父辈生平往事的作品不同，书中鲜有回忆钱穆生活细节的文章，更多的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去阅读钱穆作品，然后记下点滴感受。

　　钱行在七十岁时开始触网，以“毕明迩”之名，发表很多关于钱穆的文章，并特意隐去钱穆之子的身份，时有“毕明迩论钱行”之文。有时在论坛与网友讨论钱穆，须引用自己以“钱行”之名发表的文章，仍会注明“钱穆的儿子钱行曾写到”。

　　钱行曾写文章批评季承，觉得一个儿子在写他的父亲时，应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并委婉提出“子为父隐”、“为尊者讳”虽不是金科玉律，但也有参考价值。

　　记忆荒芜：人生久别不成忆

　　钱行为钱穆(1895-1990)先生次子，生于1932年。而钱穆于1931年得北大聘书，至1937年，抗战军兴，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此中前后六年，钱穆在生活上安适静怡，妻子相伴，三个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及长女钱易都是在这段时间先后出生;在学术上，则发力甚健，所任教的科目，几乎都有专著传世。包括经典之作《国史大纲》。

　　1939年，《国史大纲》成书，钱穆自昆明东归探望母亲，妻子张一贯则率子女自北平南下，与他会合，择居苏州静僻之地耦园。一年之后，钱穆又离家，辗转任教于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至1948年执教无锡江南大学，后又匆匆南下广州，旋赴香港办学。大陆政权更易，钱穆与家人自此海天相隔，彼此杳无音讯达三十年之久，再次相见，已是1980年。

　　因此，细算来，钱行与其父钱穆共同生活，仅七年。幼时不记事，及年纪稍长，却是长相别，记忆寥寥，唯知父亲严厉不苟言笑，过其书房必轻手轻脚，以防打扰他读书写字。钱穆去世后，台湾组织编全集，钱行参加了遗稿整理工作，发现《读史随剳》一稿，本是写在家信背面，才知道原来自己小时候曾写过信给父亲。

　　1950年，钱穆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写信给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希望他们赴港就读。然而当时社会舆论，已有贬斥钱穆之辞，指名责其卖国，因此，他的儿子们皆违父愿。彼时18岁的钱行，甚至将报纸文章寄给钱穆，以至于三十年后父子有机会相见，钱穆仍担心钱行不愿前来与自己见面。

　　时代悲剧：聚散离合不由人

　　1949年后，钱行因父亲钱穆，在工作生活上都受到了一定的牵连，后被举家下放。1980年，钱行与兄妹首次赴香港与父亲钱穆会见，钱行则借助赴港探亲的机会，完成回城手续。几年后钱穆九十寿辰，钱行与兄妹再次与钱穆在香港相见。

　　两次亲临庭训，改变了钱行对父亲的看法，当年父子异途，儿子以爱国大义相责，及时事变迁，那些曾狰狞贬斥钱穆的主流话语，则已失去声响。流年暗逝，耄耋之年的父亲与年过半百的儿子之间，很多恩怨自然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为人父为人子的遗憾，因时代之乱，求父慈子孝，各不得。1990年，钱穆去世，钱行发愿认真读父亲的书，依其道而行，以赎不孝之罪于万一。

　　但钱穆的历史著作，若无旧学根底，很难真正理解掌握。钱穆的回忆作品，如《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又如余英时所言，写得太含蓄太干净，若不知历史背景与具体人事，很难理解言外之意，言外之事更是无处可寻。钱行与钱穆，不仅在生活上长相别，在精神文化上相离亦久，通过阅读走近钱穆，并非易事。钱行能做的，是细细阅读，摘录章句，写一些感想文字，以及写一些细碎的关于钱穆的小故事。

　　钱行与钱穆聚散离合，其背景，几乎就是中国整个现当代史，从抗战离乱到建国后因各种政治风暴而讳言钱穆，及改革开放复又相聚。而钱行对父亲的理解感知的变迁，虽是私人事件，却也直抵中国文化环境的变迁，与大陆文化界对钱穆的褒贬之变一样，反映着中国当代思想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政治主导走向学术自由的过程。

　　钱穆次子钱行追忆父亲

　　■ 对话

　　新京报：1949年，钱穆先生离开苏州赴港，彼时他已有大量著作出版，如《论语文解》、《刘向钦父子年谱》、《前秦诸子系年》等，而你也已经是中学生了，为何你说自己当时没有读过他的文章?

　　钱行：1949年以前，好像真没读过父亲的什么书。那时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很疏远，父亲的书就不太容易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只记得有一册后方带回来的杂志，用黄色土纸印的，上面有一篇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用许多历史人物作为榜样的文章，是父亲写的。

　　我读高中时，课外阅读的多是“左倾”的“进步书籍”(如鲁迅、高尔基)。1949年前父亲在江南大学，我们兄弟只有大哥是在他那里，我们都在苏州家中，父亲有次回来，见到三弟那里有从苏联大使馆要来的《列宁选集》，曾经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当时也不怎样接受，后来也不怎么记得了。其实那时候的青年学生，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也差不多，很狂热的。

　　新京报：《思亲补读录》一书所录的《怀念父亲钱穆》一文提到，“父亲孤身一人在香港办学，他不善料理生活，常发胃病。那年香港奇热，他睡在教师的地板上呻吟，使人十分同情”。其实这个情节，来自余英时的回忆文章《尤记风吹水上鳞》，“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但文中未加说明。为了理解钱穆，除了阅读他的作品，你是否有意去找相关学者的回忆文?

　　钱行：是的，父亲留在我记忆里的事情很少，即便在钱穆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很多事情也是没有说到的。

　　很多时候，在仔细读父亲的作品之外，我必须靠阅读其他人写的钱穆的文章，来了解他的生平。我也发现一些钱穆传，所叙事实，往往有臆造虚构之嫌，而余英时、严耕望这样的学者，曾与父亲有过亲密接触，他们的回忆，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

　　你提到的这篇文章，原是记者访谈整理成文的，所以未加说明。我其实很少以儿子的身份这样写文章。这次出书，因为收入了几篇这样的文章，所以不得不违背我当初的意愿，本来拟定的书名是，“走近钱穆先生”，而非“走近父亲钱穆”。

　　宣传和弘扬父亲的学术、理想，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但是自己多读一些，读好一些，在孩子和学生中讲讲，也算是最后的孝心吧。

　　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