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为2011年的法治评选出一个年度汉字，依个人之见，非“补”莫属。

　　就在3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这也意味着，自1978年法制恢复重建开始延续至今的“立法时代”已渐行渐远，“修法时代”取而代之登上前台。“修法时代”也不乏新法出炉，但常态化的“修补”更引人注目。2011年里，就有几个极为显眼的法律“修订”，这几个法律的修订，是对新形势下出现新问题后的应对之策，也体现着法当“依时而变”的进步。
　　
　　修法一“新拆迁条例”
　　
　　今年1月21日，国务院在经过3年多调研、40多次座谈会、2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在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基础上，推出了5章35条4000多字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从名称上看，“拆迁管理”变成了“征收与补偿”，这一还原颇获好评。“条例”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引入了司法拆迁，也被不少人寄予厚望。
　　
　　但修补后的“新拆迁条例”也面临着立法位阶太低的窘境。以一项行政法规来配置司法权，引来“权力越界”之疑。
　　
　　更大的问题在于，“土地财政”并未根本改变。地方政府仍有通过拆迁来谋取地方利益的现实冲动，这也导致“新拆迁条例”甫一推出就遭遇了普遍的“执行难”。
　　
　　一年来，各地暴力强拆事件依然连绵不绝。“以‘拆违’名义拆迁，架空新拆迁条例”等地方政府的应对之策大行其道。
　　
　　今年通过的《行政强制法》倒值得一说，但可惜，这部位阶够高的重要法律却回避了征收与补偿。
　　
　　修法二刑法
　　
　　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涉及条文达50条之多，其中亮点不少：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醉驾入罪，恶意欠薪入罪，买卖人体器官入罪；打黑力度加大，反渎职力度提升，特殊累犯范围扩大；生产、销售假药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入罪门槛下调；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从宽规定得到完善，社区矫正体现人文关怀……
　　
　　《刑法修正案(八)》于今年5月正式施行。这个大“补丁”首先在“醉驾入刑”上遭遇阻击。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关于“醉驾入罪”的几句讲话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说，不应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从法院的视角看“醉驾入刑”，自然不愿因急剧增加的“危险驾驶罪”冲击相对固定的司法资源。但这并不是不执行刑法的理由。事实上，“高晓松醉驾案”的依法刑究，给了各地司法机关一个很好的示范。
　　
　　相比起“醉驾入刑”，修正前同样被追捧的“欠薪入罪”，在法律实施之后却明显被冷落。直到年底，我们才在公共媒体上看到了首例获刑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寄望于有效遏制欠薪的这一罪名，面对新一轮“讨薪潮”，可千万不能败下阵来。
　　
　　修法三《个人所得税法》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评价税收制度时曾言：“税收无非就是个技术活，如何拔最多的鹅毛，而听最少的鹅叫。”2008年以来，国内通胀日益严重，物价快速上涨，这给普通人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生活成本的持续攀高。“鹅叫”于是此起彼伏。
　　
　　个税法修改过程中，争论最大的就是“个税起征点”。这次修改“个税起征点”被提高到了3500元。据财政部的统计显示，新的个税法实施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将由此前的约28%下降到约7.7%，有大约6000万人不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税负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随着税收征管的越来越规范，原本通过普遍逃税而未能感受到“鹅毛”乱飞的纳税人，将是“鹅叫”大军的又一主力。
　　
　　修法四《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8月1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明确在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也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该“解释（三）”一公布，立即招来了无数板砖。不少网友认为“解释（三）”是“男人的福音”，是“女方的噩梦”。妻子有了恐慌情绪，房产证“加名”热潮开始蔓延，一些城市甚至还推出了“房产加名税”。
　　
　　与此相对应，婚前协议和婚前财产公证热潮也开始出现，这被认为冲击了传统的婚姻伦理。由此看来，对古老的中国来说，“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是何其困难。
　　
　　三大诉讼法修订仍需加力
　　
　　三大诉讼法的修订今年尚未完成。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在修正过程中更是备受争议。自1996年第一次修正以来，刑事诉讼法已连续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但都因利益各方分歧太大，而最终无法审议通过。
　　
　　被称为“小宪法”的刑诉法，关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置，从而也关乎到我们每一位公民的权益与自由。但长期以来，立法工作难以彻底摒弃“国家立法行政化、行政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的潜规则，公民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均有不少欠缺。
　　
　　为促进更为公正和平等的立法博弈，8月30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社会反响热烈，网络建言更是踊跃。
　　
　　两个月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在网上全文公布。种种迹象表明，“立法游说”将成为中国法律立、改、废过程中的寻常事，这个“修法时代”也是一个“修法博弈时代”，曾经的一天通过7部法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舆论改变一些案件的结局
　　
　　立法领域在不断修补，司法领域同样修补不断。
　　
　　比如，发生在河南的“天价过路费案”。再如，背负两条人命的李昌奎，2010年7月15日被云南省昭通市中级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而在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却以相同罪名，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害人家属的申诉从网下延伸到网上，并最终引发网络热议。“李昌奎案”也被贴上了“赛家鑫案”的标签。
　　
　　7月16日，一直坚持改判正确的云南高院作出了再审决定。8月22日，云南省高级法院改判李昌奎死刑。9月29日，经最高法院核准，李昌奎被执行死刑。
　　
　　这个“补丁”不断暴露出精英与草根的断裂，也将法律界撕成经纬分明的几大阵营。“冤冤相报论”、“慎杀少杀论”、“大众狂欢论”、“十年后的标杆论”、“集体无意识论”、“多数人的暴政论”等，标签林立，板砖横飞。如果说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的最终结果，确保了司法公正。那么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个案“有舆论监督才有司法公正”。
　　
　　李昌奎案总算有了结果，与李昌奎案相似的还有“赛锐案”、“梁勇案”等多宗影响性个案。这些个案里的被害人仍在苦苦等待一个修补的机会。
　　
　　同样等着修补的还有被称为“彭宇案第二”的“许云鹤案”。在原告无证据证明许云鹤开车撞人的事实基础上，许被推定有责。“彭宇案”和这起案件被认为是导致“道德溃败”的罪魁祸首。
　　
　　面对如此严厉的指控，法官也许在想，究竟是许云鹤冤呢，还是自己更冤？但我想，法官首先不能让“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定原则蒙冤。司法公信能否重塑，且看司法官员们明年怎么作为吧。□王琳（学者）
　　
　　■结语
　　
　　法律也需依时而变
　　
　　站在2011年的岁尾回望过去，一个“修法”的时代清晰可辨。
　　
　　著名的大法官卡多佐曾言，“法律就像旅行者一样，明天还得出发。它必须具有成长的原则。”确定性本是法律的特征，但法律也需依时而变。
　　
　　33年间，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又迅速凝固，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日益交织并冲突渐多。身处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修补”成了法律的必然。遏制法律修补的过于频繁，还在于进一步扩大民主参与，让利益博弈在立法阶段就得以充分发生。
　　
　　确定性也是司法的特征，但面对明显的不公之处，司法也不能固守“确定性”而将错就错。
　　
　　在有错不纠、官不悔判的傲慢与偏见中，司法公信正加速流失。司法的确定性需要司法的普遍公正来维系，一件没有破洞的衣服自然无需缝补，若某件衣服有破洞已伤筋动骨又可以补好，还是补补吧。
　　
　　我们虽然期待正义准点到来，但也要学着接受，迟来的正义仍好过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