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菜到租种土地

　　最初中国菜商主要贩卖来自中国的蔬菜，慢慢的，开始租赁俄罗斯的土地，就地进行市场供应

　　20多公里外的东宁县新立村，11月7日，张洪宇坐在客厅里接过幼子递过来的蘸着辣椒的薯条。

　　前年，他累了，告别了持续6年的赴俄租地生涯，回国享天伦之乐。

　　2002年的某天，在乌苏里斯克市一个菜市场卖菜的张洪宇遇到了刘宇昆，一个比他早两年到俄罗斯闯荡的新立村老乡。

　　张洪宇被刘在俄种地发家的故事打动。于是，他也成了赴俄租种土地潮的一分子。

　　他雇了6名中国人。在俄种地的中国个体户，基本都雇中国人帮工。

　　“雇佣俄罗斯的人工比中国人便宜，中国民工要签证成本、吃喝拉撒睡都得包，但当地人的‘时间观念’有点太强了，只要8小时工作时间一到，哪怕犁田100米的计划只剩下最后两米，或者用起重机吊木头，木头正在空中，他们也会停下来，关机、走人，你给加班费都叫不回来人。”张洪宇说。

　　通常只有在农忙时期，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雇当地人。

　　长期在俄从事机床贸易的姜宏星认为，中国民工优势很明显，能吃苦，方便管理。

　　在黑龙江省社科院与东宁县官员的印象中，自前苏联解体后，具体哪一年开始有中国人到俄罗斯租种土地的记录很模糊，但是，赴俄种地热潮与中俄边贸的逐渐兴起有莫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商人大量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各个市场，其中包括菜市场。

　　最初中国人主要贩卖来自中国的蔬菜。随着俄国内土地租赁政策的松动，一部分中国菜商、农民开始租赁俄罗斯原集体农场的土地，就地种菜进行市场供应。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曲伟研究员介绍，俄罗斯远东地区闲置、未开发的耕地面积达1亿亩，而其人口相当于黑龙江省的五分之一，且90%以上集中于城市居住。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原有的集体农庄相继解体，大量土地被弃耕，但粮食蔬菜是刚性需求，这为中俄农业交流提供了契机。

　　勤奋加上较为先进的种植技术，使得在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中国人规模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租越大。

　　东宁县相关官员介绍，该县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有上百家公司、千余农户在俄从事租赁土地耕种的业务。

　　除远东地区外，莫斯科、黑海、西伯利亚地区都有东宁农民的足迹。

　　个体户以种菜为主

　　种菜的张洪宇说，种粮需要更高的投入，不是个体户的能力范围内了

　　2003年，张洪宇在俄罗斯种地的第一年，在乌苏里斯克市的波尔达夫卡村，他投入21万元人民币，雇了6名中国工人，种了圆葱、大头菜、西瓜。

　　当年只赚到4万元。大头菜遍地都是，蔬菜价格走低。由于种植技术不过关，别人圆葱一公顷收45吨，他只收10吨，而且个头小一圈。他买了一些别人的圆葱，把自己的圆葱夹杂其中卖掉。

　　第二年他换到了南沃乔尔夫克村。“就像掷骰子，你不知道哪种蔬菜明年是什么价格。”张洪宇说。

　　随后几年，他按卖菜时锻炼出来的对价格走势的预判，调整种植品种，学习种植技术，才慢慢走出困境。

　　“挣钱、赔钱，关键是品种和质量。”不过每年张洪宇的收入还是受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真正赚钱也就是2009年，赌对了，几个人赚了100多万。”

　　张洪宇介绍，通常第一年种地很难收回投入。农业需投入农用机械，否则根本种不了太大的地;需投入水利基础设施，否则抗灾能力和产量都会受严重影响。“这些都需要大把的钱，有些人没熬住，亏了就回来了。”

　　东宁商人姜宏星介绍，赴俄种地的主体人群，是徐化生、曹秀芝夫妇这样的打工者，以及赵彦斌兄弟、张洪宇这样的个体承包户，一般以几十公顷的大棚蔬菜种植为主。

　　大豆、大麦等粮食作物，相比蔬菜的价格更加稳定，不过张洪宇他们这样的土地承租者一般是不奢求的。“种粮需要更高的投入，这不是个体户的能力范围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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