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论风生

　　据《广州日报》报道，11月18日下午，对“被精神病”者何锦荣起诉广州市脑科医院侵犯人格权一案，法院判处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此案源于6年前的一个晚上，广州富豪何锦荣与其当时的妻子矛盾激化，结果被作为精神病人送到了广州市脑科医院。

　　何锦荣“被精神病”并非孤例，在一些家庭纠纷中，让对方“被精神病”屡屡传出，比如上海的陈立案、昆明的段某案和南京的吴某案等。“被精神病”甚至还被一些地方政府或单位用于维稳领域，武汉职工徐武的“飞越疯人院”事件，曾轰动一时。

　　如何既防治近亲属的恶意陷害，又能防范收治医疗单位的见利忘义（或忘法），是有关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必须首先面对的。

　　前不久公开征求意见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为此作了努力。草案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的”，“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离开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少评论对此解读为：“被精神病”责任人将究刑责。

　　但“精神卫生法”并未为“被精神病”规定任何具体的刑事责任。这里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仍是指依现行刑法来究责。

　　换言之，在刑究“被精神病”责任人上，精神卫生法无从期待。现行法也并非无所作为。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很可能触及现行刑法上的“非法拘禁罪”。但那些影响恶劣的“被精神病”案，却都未以“非法拘禁案”处理——究竟是无法可依，还是有法不依？

　　以何锦荣案来看，虽然在状告医院的民事侵权诉讼中获胜。但事实上，“被精神病”对他的伤害，远远超过了3万元抚慰金。这也远不足以实现对责任人的惩戒。可见，加强执法事实上与推进立法同等重要。

　　□王琳（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