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生于湖南省善化县。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 评价

　　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

　　——胡适　

　　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

　　——钱基博

　　■ 章士钊词

　　贺新郎·北京大学

　　北府流风渺，忆当年，子陵去后，鹤书曾到。哪有悠悠青衿子，一步即堪敷教。算未作，无情京兆。七十余年翻腾手，似春秋，陈蔡成纷扰。余毒在，尚未了。

　　郑卿乡校留遗貌，经唤起，全广众，公同钩考。生也囚耶无分别，一切从头推倒。人说着，隐娘孤抱。遥望井冈山中火，不解衣，剑术收原燎，大和会，忌轻躁。

　　1911辛亥年，远在伦敦攻读政治法律的章士钊三十而立。

　　国内革命大势一触即发，当年“废学救国”、鼓吹暴力革命的激进派章士钊却在此刻隔岸观火。此前，他的注意力在“逻辑”的学科上。不过，冷眼旁观浇不凉章氏的一腔热血。去国八年，他不过为一个目的，求学报国。

　　陈独秀曾说章士钊辛亥年前后“文章动英京”，说他以特约记者身份在《民立报》发文，介绍英美政治制度和法律思想，为晚清宪政及后来的政党政治提供借鉴，在国内政坛产生不小影响。

　　1904到1911 求学救国

　　1904年到1911年，正是章士钊远离政治的重大思想转折期，章氏后来有回忆文字说：“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时也。”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有件事让当年的革命派骨干们很头大———华兴会元老级人物章士钊闭门读书，拒不加入。不仅如此，他还劝说好友陈独秀置身事外。

　　老友张继苦口婆心，章太炎与孙毓筠甚至住进他家里，足足劝说两个日夜，马君武气得动了拳脚，而章士钊倔强不从。同盟会还找来章爱慕的女会员吴弱男去劝说他。不料，这位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非但没有说动章士钊，反倒把自己赔进去，作了章夫人。二人完婚后，赴欧洲学习英国宪政知识。正由于夫人这层关系，异见者章士钊更有政治资本跳出革命派的小圈子，打通了三教九流、权贵学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章的转变，非因对国家心冷，是与早期经历的系列变故相关：他接手办《苏报》，邹容和章太炎进了监狱，前者死在狱中；1903年，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失败，他与黄兴、张继等十一人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40余日，被蔡锷保释；为躲清廷追杀，东渡日本；1904年何梅士在去日本途中跳海自尽；1906年秦力山在云南遇害，到英国后，杨笃生又于1911年6月13日在利物浦投海自尽。一系列的变故，致使章士钊在政治上越来越趋“冷”。

　　章士钊说，“早期革命，思想幼稚行动轻率”无法救国，且“才短力脆”，目睹日本明治维新，转而“求学救国”。在英国，他看到了互相斗争且妥协的政党政治，表现出浓厚的调和色彩。对比中国的政治状况，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宪政的理解和主张。

　　1911年武昌起义后，章士钊正在英国阿伯丁大学读四年级，他考虑到国外舆论会影响国内革命形势，于是频繁电讯，在《民立报》传达国外支援革命的声音，鼓舞革命士气。

　　不久，孙中山邀请他回国，他当时正攻读硕士学位，离结业不到一星期，毅然带着妻子放弃学位，“废卷东驰驰，涉冬抵宁”。留学英国的五年，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新闻观。

　　1911年 重做报人

　　1911年冬，章士钊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老朋友黄兴非常高兴，问他：“各部长官，多久旷未到，君一试何如？”意思是让章挂印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之一部部长。

　　不料，放弃了学业的章士钊却再次选择了和政治保持距离。他选择了做回报人本行，担任《民立报》主笔，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

　　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公开表示，自己英伦求学归来，略有政见，要借《民立报》为阵地，与“诸友商证”。并公开了自己在静安寺二十九号的住址，欢迎“赐函”。并将笔名秋桐改为行严，大有庄重入世，一展拳脚的意思。

　　章士钊没有改变自己异见者的特质，《民立报》是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却不避嫌；更出人意料的是，对临时政府的诸多措施，章士钊时有批评。他还陆续发表《论强有力之政府》、《论平民政治》等文。认为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这种尖锐的舆论监督得罪了很多国民党人。

　　章士钊没有因此放弃舆论监督职责，阐发自己政党政治的政治理想。在民国元年，他还对当年办《苏报》的激进言论，作出“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

　　1912年 毁党造党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最早在中国提出政党政治的章士钊，一生做无党派人士，和政治继续保持距离。1912年中旬，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说，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到了相当紧张的地步。

　　7月15日至19日，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一文，阐述组织办法。主张将国内所有的党，全部破坏，然后再根据各方面的政见，在“政见商榷会”中，就正负两方面的政策分为两党，共同参与政治，管理国家。这就是当时让天下哗然的“毁党造党说”。

　　同盟会成员对此多有不满，很多党人质问力挺章士钊的于右任，为什么要用非党人士来主持党报？章士钊因此愤然脱离《民立报》。在他看来，同盟会居于狭隘的门户之见，不明白政党政治中所谓党争是为了国富民强，不是为个人的私利；所争的焦点是治国的方针政策而非个人意气。以章士钊对政纲的看法来衡量清末民初的政党状况，他的失望是难免的。

　　8月，在独立周报第一期，他公开发表了给杨怀中的一封信，全面回应了激进的革命党人对他的攻击。信中说，他认为革命或立宪，都是同为国家之进步奋斗，不应相互排挤。

　　尽管章士钊始终信奉英国两党制中的调和论，并将此观点广泛用于自己后来的政治斡旋中。但是他还是表现出了对革命党的暗中支持。当年9月，为了调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章士钊随黄兴一起去北京见袁世凯。袁世凯以章士钊夫人家的背景为考量，一度以送房子，任职北大校长等诱饵拉拢他，要他助自己复辟。而章士钊不为所动，吴弱男从南京来电，谓“革命党不得自污为裙带官”，促其南归。

　　可以说，章士钊从1907年起，就一直以热血旁观者身份，致力于中国宪政的进步。英国式的议会政治，一般认为，是各党派政治妥协的结果，也是相当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但辛亥年前后，中国的条件，显然不能与英国相提并论。章士钊的政党政治论先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因此，他想“改组政党”、实现议会政治的愿望注定要陷入尴尬。

　　不过，自辛亥年起，章士钊的思想，也发展出了独特的“调和立国论”，虽辛亥未能实行此种政治方案，在今日看来，也不失为一个旁观者对于局势的深思。

　　（本文撰写参考了《章士钊全集》、《章士钊先生年谱》等著作。）

　　■ 轶闻

　　“走”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其间由覃理鸣设宴，让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即章士钊）先生，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小12岁，但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

　　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给毛泽东看，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第七十六期预告：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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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