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C02版）
■ 对话
10年，3个心理阶段
新京报：你这本书名为什么叫《一个时代的终结》？
斯考特：从上世纪初两场战争以后的美国人，都有着很强的乐观主义，认为美国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可以帮助海外解决危机。一战和二战时欧洲各国打来打去，伤痛遍地，美国过去帮它们扫尾复兴。我们这代出生在战后的婴儿潮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事，但觉得父辈们是很有英雄主义的。
“9·11”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代人也产生了这种乐观主义，觉得自己可以像父辈们一样，到海外，用自己的力量消灭坏人，重塑正义。但是现实并非这样，我们的力量被错误地置放了，随着这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消失，很多人坚信美国的力量被削弱了。
新京报：你对奥巴马政府的看法是？他身上也存在着这种乐观主义的消失吗？
斯考特：我想相对于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但这很难变成政策。你很难向公众说：我成为了一个更弱小的国家的总统。在外交和军事上，也很难对其他国家说：我只想告诉大家，我知道我们比以前更弱了。你不可能在国际关系上拱手把自己优势让出去。
但我相信奥巴马意识到了这的确是现实，这很微妙，他看到，前两任政府高估了美国的力量。这届政府现在试图往现实的方向走，有一点成功，但显然是不容易的。
新京报：今年是“9·11”事件发生10周年，回顾这十年，美国人的心理变化是怎样的？
斯考特：我想至少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9·11”事件发生到伊战的开始，那是最糟糕的阶段，最初的反应就是有着对军事超高的乐观主义，政府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军事主导的，并以为很快就可以撤军。到了第二个阶段，大家都意识到最初的反应有着原则上的误解，战事不会很短。当然第三个阶段可能是奥巴马成为总统后，他撤销了之前的决定。
平衡不同的声音
新京报：“9·11”事件后到战争开始，《纽约时报》评论版在政府和公众意见中的位置是什么？
斯考特：评论版的工作是找到一些有趣、合理而不荒谬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要为公众提供不同的声音，因为是不同的，所以也不代表我们编辑部同意所有的声音。
新京报：你们报社内部的看法是统一还是分歧的？
斯考特：哦，光评论版中就存在着800种声音。当然，没有人为基地组织的所为高兴，但在“9·11”之后，很快出现了炭疽恐慌，那几个月是非常奇怪的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很沮丧。
到了伊战时，我们最大的难处在于判断伊拉克到底是否真的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府的结论到底是否正确。拥有这些信息的人很少，都在政府内部，媒体即使有记者在伊拉克，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信息，所以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政府，因此哪怕有人得到了一点信息，因为没有其他的信息，这一点点信息也会看上去变得很大，事实上我们的记者也得到了错误的结论，帮助了白宫的结论。
新京报：当时《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了很多反战的文章，你们如何在新闻平衡原则上实现平衡？
斯考特：平衡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报纸的平衡，所以我们也选择了一些为政府辩护的文章。另一个是更大背景下的平衡。当时白宫的声音已经非常普遍了，哪怕没有我们，也在哪儿都能听到白宫的声音，我们不想重复别人说过的，我们希望给出另一种平衡，让读者听到其他地方听不到的声音，所以我们最后看起来更像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爱国主义只属于我自己
新京报：你认为“9·11”事件给美国公众带来的爱国主义，是否影响对战争政策的看法？
斯考特：我不想夸大爱国主义对支持战争看法的影响。美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以前不是，后来也不是。
政府对两场战争始终很热衷，但政府的欲望不代表就是公众的欲望。这两场战争都不是受欢迎的战争，基本上都是政府在做，公众大部分时间是随政府而去，但这和支持不一样。
在伊拉克的例子上，民意调查有一半的人默许战争，但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说，好吧，那你去开战吧，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为战争狂热过，哪怕是在“9·11”的时候。
“9·11”之后美国人的确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这跟人们对国家的热爱有关，跟失去家人的痛苦有关，但这和要去入侵其他国家不一样，爱国主义并不会变成侵略行为。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爱国主义和后来的战争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
斯考特：我想关联还是有的，但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你想找到袭击者，找到袭击的目的，阻止他们，你甚至某种程度上想惩罚凶手，但要演变成你想发起战争，进攻另一个国家，这两者之间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
布什政府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让美国人害怕，认为美国存在着很大的威胁，这才差不多刚刚能让大部分的美国人勉强同意了进攻另一个国家。我个人也在最初的6个月中非常的爱国，但不代表我愿意向任何人开战。
新京报：你有6个月时间非常的爱国？你能谈谈这个吗？
斯考特：（笑）我很奇怪中国很多读者从这本书中看到最多的，就是我是一个相当爱国，但同时又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这不是我书中的主要观点，但中国人显然非常感兴趣这点。我的爱国是针对我的国家，而不是对布什，爱国主义只属于我自己，不属于政府，批评政府不代表我不爱国。
本报记者 金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