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

　　我是一只“刺猬”

　　第三次来到上海，托宾带来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母与子》，书中九个短篇小说讲了九对母子的不同故事经历。作家王安忆为本书写序，并且深深喜爱上了书中最后一个故事《长冬》。

　　新京报：你作为男性是如何把握《母与子》中母亲心理的？

　　托宾：我妈妈有两个妹妹，经常来我家串门，再加上我的两个姐姐，从我一两岁开始，生活中就有5个女人一直讲话。

　　新京报：你在书里设置母与子矛盾，母亲和儿子各自对世界解释不一样的，但是又因为有血缘连接，所以又有了某种束缚关系？

　　托宾：这是基础，但是在血缘之外还有分离，或者母亲不在了等等，以及戏剧的张力。

　　新京报：《母与子》中会有你自己的经验吗？

　　托宾：有，《长冬》就有。我自己在西班牙山里有一幢房子，我一直想在房子旁边买一块地。有一年我有了这笔钱，我房子附近有幢房子，房子里住了个儿子，我就从这个儿子的手里买了一块地。有一天有个邻居跑来跟我说，你知道隔壁那幢房子里以前住过一个老太太吗？我说我不知道。那个邻居就说，他知道，老太太有一年冬天喝了酒跑出去了，被雪埋了，一直没有找到，这就是《长冬》的故事原型。

　　新京报：你写作的时候会经常把自己的经验置换进去吗？

　　托宾：你面对的是一页纸，但是这不是镜子，你看不到自己。当你写作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页纸，并不是你。就像我现在看到的是你。我放进去的是我自己的经历和影像，但是不是我自己。

　　新京报：你以前做过记者，采访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人？

　　托宾：我写过爱尔兰高等法院的历史，我采访了许多当时高等法院的法官，看他们各种各样的判案。我见到一个法官非常礼貌客气，另一面他又非常保守。我采访法官时，有人进来，说，你现在该走了。他就穿上法官袍，出去了，20分钟里，他判了一个男人终身监禁，然后他又回来继续跟我聊。我觉得好奇怪啊，我把这个经验用在了我的第二本书里。

　　新京报：记者生涯除了带给你一些素材之外对你写作还有什么帮助？

　　托宾：首先和读者的关系，第二是要写的很清楚，第三是自己作品印刷出来的兴奋。

　　新京报：你写作时会考虑读者吗？

　　托宾：是的，必须脑子里有读者。写作就是为了让他们得到什么，就像唱歌你不是唱给自己听的。写作是一种交流，为什么一个小孩要对另一个小孩说话呢。

　　新京报：你写作时心里想着的要对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托宾：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你自己，是别人，这个故事我已经知道了，如果不是写给别人的话，何必要出版呢？

　　新京报：那读者多与寡你在意吗？

　　托宾：一开始我想有5个就不错了，但是如果有500万个也不错。如果有很多读者，我会想，那我写作还是对的。

　　新京报：你以前说过，35岁之前可以同时做10件事，但是35岁以后只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为什么？

　　托宾：是的，那之前你可以喝酒、可以到处玩，可以做什么事，年轻时做狐狸，到处嗅，年纪大了就要做刺猬。刺猬有刺，只要有危险就团起来，平时只管往前走就是了。

　　新京报：你是主动变成刺猬的还是被动？

　　托宾：还是自己的选择吧。

　　新京报：所以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做狐狸？

　　托宾：是的。

　　新京报：干吗不年轻时就做刺猬？

　　托宾：年轻时生活的诱惑太多了。

　　【人物】

　　托宾

　　1955年出生，爱尔兰作家。他的创作涵盖小说、非虚构类作品、文学评论以及剧作，曾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纽约等多所大学教授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自1990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南方》以来，他一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大师》荣获2006年IMPAC都柏林文学奖，《大师》和《黑水灯塔船》两度入围布克奖最后决选名单，新作《布鲁克林》则入围今年布克奖的初选名单。其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母与子》日前由九久读书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