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全书，李静的每一篇论文都指向文学的精神高度。在她看来，作家不必亦步亦趋追随历史和思想的脚步，更不必拿道德立场来衡量作品的文学价值。

　　□书评人 周南焱　

　　《捕风记》收集了李静近年来所写的九篇当代作家、文论家和导演专论，这些被评论者，或是居于“主流文坛”高位的王安忆、贾平凹、莫言，或是“非主流”、“异数”的木心、王小波等人。当然，“主流”或“异数”并不等于作品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李静把这些人一律平等视待，拷问其作品中的文学精神维度。

　　在评论贾平凹、林白、王安忆的几篇论文里，李静充分展现了对作家作品的贴心体会，层层深入而不失理性的批评令人击节称叹。文章指出了每位作家的杰出所在，但对其软肋也毫不留情面加以抨击，不痛不痒之类的文字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其中一篇《不冒险的旅程》堪称是李静批评生涯中的一篇代表论文，其对王安忆作品鞭策入里的分析极为精彩。她看到了王安忆在作品中一度追问精神高度的努力，但很快被世俗市井的生活本位主义所俘虏，津津乐道于各种人情世故和生活细节，并把这当做精神安栖之处。王安忆创造了一个个“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物角色，一个个超越或隔绝于历史情境之外的“原子人”，决不进行任何灵魂上的探险，陷入了保守主义的圈套。王安忆的手法在当下文坛颇为流行，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犬儒主义，认同世俗规范与现实秩序，并从中自得其苦与乐。这种拒绝精神探险的创作，还披上了一层知识精英所臆想的“民间生存哲学”的外衣，得到文坛批评家们的一片叫好声。

　　通观全书，李静的每一篇论文都指向文学的精神高度。在她看来，作家不必亦步亦趋追随历史和思想的脚步，更不必拿道德立场来衡量作品的文学价值。从她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李静始终追问“存在感”，并多次使用“上帝”这一词———来自超越一切个性和自然的终极存在。“上帝”在此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更多是精神源泉和价值意义上的，精神性的艺术家分享这一源泉的丰富性。

　　值此层面，贾平凹、林白、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缺少了“精神的胜利”。不过，李静并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这些优秀的作家统统放弃了“精神意义”，且普遍暴露出保守虚无主义的秉性。

　　纵观当代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退潮之后，文学创作已经集体蜕变成保守主义的立场。西方舶来的现代主义毕竟有着本土文化隔膜，一些作家、批评家便打起传统文化的旗帜，甚至退缩到儒道佛的怀抱，而儒道佛作为传统精神资源又很难进行现代转化，更难体现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中；另一些作家、批评家则从西方宗教那里寻求精神资源，但要转化为本土文学创作又何其艰难。

　　在既有的精神资源均难以转化的困境之中，当代作家要么流向于道德民粹主义立场即所谓的底层草根写作，要么流向于地方民俗文化写作，要么流向于虚无主义，或者宗教世俗化的道家禅宗，一切似乎顺理成章。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万象，作家的创作普遍显得那么无力，除了囿于一己之成见中，缺乏深度探寻，难以找到“精神意义的源泉”。李静对此无疑也有着痛切的焦虑感，其反复推崇“存在感”，试图阐释自己对文学理解的精神维度，虽然并不是令人完全满意，但这种追问的姿态却是逼人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