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公权扩张
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现状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组织，另一部分是公权部门，操作中要注意避免公权部门过多延伸。
新京报：目前一些地方陆续发布了当地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比如街道工作转向“管理”和“服务”，比如严格户籍准入政策和指标调控，建立人口安全预警机制，比如社会组织逐步“管办分离”，比如社会组织将建联席会议制，等等，你认为这些符合“社会管理创新”吗？
于建嵘：各个地方都在追求“社会管理创新”，初衷是好的，但我们要警惕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间，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过多介入与干预。
新京报：有人说，似乎“社会管理”是个“筐”，现在地方政府什么都往里装？
于建嵘：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是在社会公共层次进行管理，那么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现状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组织，另一部分是公权部门，二者各有其社会定位与功能，具体操作中要注意避免公权部门的过多延伸，这样才不会让“社会管理”流俗，成为一个筐。
新京报：有地方把“创新社会管理”，简单理解为如何更有效维稳，如何杜绝“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这是“创新社会管理”吗？
于建嵘：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避免冲突，冲突或矛盾本身并不是坏事情，重要的是怎么去应对它。因此，中国应该重新认识“社会稳定”的问题。
新京报：如何“重新认识”？
于建嵘：在我看来，当今中国主要的社会冲突是利益冲突，解决利益冲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利益冲突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形成和建立切实保护个人基本合法权益的观念和制度。
新京报：哪些“观念和制度”？
于建嵘：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要有各种利益的表达机制和组织，要能够让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新京报：目前这些问题也有不同程度的“破解之道”，但问题非但没有消除，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原因何在？
于建嵘：我认为，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实现社会的和谐，主要问题在于改革的共识度还不够。
新京报：如果要实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需要增强哪些“共识度”？
于建嵘：“共识度”主要有四个核心问题，第一，一定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社会正义，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分享经济政治发展的成果；第二，建立社会利益表达博弈机制，让各阶层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要求；第三，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树立司法的权威，建立科学的司法制衡制度，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第四，要改进管治技术，提高管治水平，增强管治能力。当然，要真正解决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最终的出路还是要实现民主和法治。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王景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