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维一曾在“文革”期间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文革”结束后，先在北京的研究所和科隆的大学读考古。《我在故宫看大门》一书是作者“发掘”自己记忆残片的一组文章，现选登与故宫“失窃”有关的部分。

　　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吗？”

　　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诉他们：没有。

　　1949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1959年、1962年、1980年和1987年四年里，其中1980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1976年到1978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上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该是首先撞见。不巧的是，在我前头有过两回，在我后头又有三回，而我却一回也没有赶上。赶虽说没赶上，可我见识过一回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本当值后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过晚饭很早就回到锡庆门的驻地应卯，为的是听同组的老马聊聊他在故宫当警卫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我们正说到打紧之处，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孙打来的，说是警报器报警，乐寿堂里有动静。

　　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长的废铁管，算是多少壮了些胆，一面奋力抖擞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这多年难遇的故宫盗宝莫非偏偏就让我遇上了吗？

　　这时只见顺着东筒子过来三五个人，手中的电筒射出耀眼的光柱。凭声音听得出是我们一小队神武门的几个弟兄赶来增援，故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紧紧跟在后面。

　　我夹在人群里，心里暗自嘀咕：这等强人敢到故宫盗宝，必是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若一旦冲到面前，定要争个鱼死网破，还真是不得不防。想到这里，口中的大呼小叫也就更加嘹亮。奉先殿和南三所平素在黑夜里从来听不到一点声响，这时却惹得藏在暗处的两群老鸹也倏地飞将起来，一边呱呱地聒噪，一边在半空中不停地盘旋。

　　我们在外面打围的众人等了约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只见身先士卒冲到里面的人总算跨出了锡庆门，我们连忙上前打问。为首的值班室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他奶奶的，又是黄鼠狼叫春。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我听了很是好奇，旁边有见多识广的就说给我听：这五百年风水不动的故宫，不管什么动物生在这里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闹出的响动也大得多。我这才知道过去也出过这样的笑话，便长舒一口气，知道今晚总算有惊无险。

　　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可它并不管到底是贼人盗宝，还是黄鼠狼叫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