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解析

　　是否提供公共救援，既与被救者身处险境的原因和动机无关，更与救援成本的高低无关。选择何种救援方式，由专业救援者自行判断。

　　北京最近发生两起警方使用直升机实施公共救援的事件，一起在房山区猫耳山，一起在门头沟。两起事件均因户外运动者被困险境而起。看报道，这两次救援是北京警用直升机的首度亮相。本来这是值得赞许的事，惊讶的是却在媒体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因直升机升空成本过高，有律师评论认为应当实行“付费救援”。新京报“京报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近一半的人认为不用支付紧急救援的费用。其他人，或认为要支付救援费用，或认为应支付部分费用及视情况而定。

　　我对民众出现这样的反应并不感到奇怪。多年来我们对警察权的认知，一直存在盲区。我们常常强化警察权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也就是对违法犯罪者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而弱化了警察权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保障公民权利才是警察权存在的第一动因，因为保障了公民权利，自然也就维护了社会秩序。只有把保障公民权利看作警察权存在的因，把维护社会秩序看作果，而不是因果倒置，才能真正实现警察权和公民权的统一。这就好比人质被绑匪绑架，行使警察权的目的首先是保证人质的安全，而不是要打击绑匪。应当说，假如把保障公民权利看作警察权的核心，这个“付费救援”的争论应当不存在。很显然，当公民身处险境可能有生命危险，而其他公益或自助性救援又无法安全完成任务时，警察适时提供公共救援是警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也是各国现代警察的一种行为常态。

　　从这方面说，北京警方的做法值得称赞。

　　此类救援为何会引起争议？我想，这与我国对警察提供公共救援的立法模糊，也有一定关系。2009年通过的《人民武装警察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及时救助”，但对于什么是“其他危难情形”并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很显然，对于牵涉公民私权的困难，警察不可能全部提供救援。

　　在我的理解中，“其他危难情形”应当是指各种客观环境导致的危难，如不立刻提供救援，会造成公民的人身与财产的巨大损害。在法律上评判标准只有一条，即如果能通过私人力量自主解决的困难，才不属于警察救援的范围。也就是说，警察是否提供公共救援，既与被救者身处险境的原因和动机无关，更与救援成本的高低无关。选择何种救援方式，救援成本的高低，由专业救援者自行判断。在很多情形下，大量和长时间的人力救援成本，往往要高过使用直升机的成本，只不过直升机的成本更为直观而已。

　　减少此类争议的唯一办法，就是应当加快对警察救援机制的立法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警察在紧急情况，对相应事件采取果断行动，不会因延误时间而造成人员伤亡。同样，也只有规范了警察救援的范围和程序，对法定救援范围之外的事件，警察才可能获得拒绝救援的权利。否则的话，只要民众报案了，警察如果不提供救援，同样可能导致各种舆论争议或法律纠纷。

　　□叶匡政（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