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只眼

　　对异地追逃，必须从制度上规定办案地与逃犯原籍地公安机关承担“共同责任”。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对20起已明确犯罪嫌疑人但还未侦破的命案积案向全国公安进行招标，引起社会关注。针对此举是否存在“作秀”嫌疑等质疑，苏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案大队大队长白旭东回应称，此举是进一步降低破案成本、提高破案效率的一种探索，能够使抓捕过程更加精准高效。据悉，此次公布的20起积案，有2起已经告破。（《法制日报》3月26日）

　　“破案招标”并非苏州首创，2001年以来全国已有十多个地方公安机关进行过类似尝试。虽做法不一，但其出发点都是以“招标”方式优化警力配置、落实工作责任，以“重奖”方式激励民警奋勇破案，实践中确有实效。

　　但从结局看，“破案招标”最终未能发展成一种常态化的侦查工作模式，而只是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案件进行的一种“短时突击”行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我国以属地管辖为基础的警务体制，存在着冲突。按照现行体制，绝大部分破案缉逃任务，只能落实在辖区基层公安机关，而不允许以“招标”、“重奖”的方式转嫁他方。

　　但苏州公安机关此次“破案招标”，其做法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虽然同样有“招标”“重奖”等核心要素，但其针对的对象十分狭窄，仅仅是“已明确犯罪嫌疑人但还未侦破的命案积案”，也就是说，此次“破案招标”，实质是“追逃招标”，而且针对的都是外地逃犯。

　　对外地逃犯，如果全靠苏州公安机关四面出击，实施异地缉捕，其成本必然高昂，而且未必见效。而如果能够调动逃犯原籍地公安机关积极参与，利用其“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则事半功倍。因此，从侦查效益分析，苏州警方此次“追逃招标”是明智之举。

　　但从长远看，以“招标”、“重奖”方式来解决异地缉逃难题，远非治本之策。如果仅在本市内部招标，其实就是一个重新配置警力、落实工作责任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工作调整来做到；如果面向全国公安机关招标，则已突破现有的警务管理体制，进入到外地警方的工作范围。而且，无论对内、对外，以“重奖”方式激励士气，都摆脱不了行政权力市场化的嫌疑，而且增加大量警务成本。

　　因而，长久之计，仍在于建立和完善日常的警务管理机制，内部落实责任，外部强化协作。特别对异地追逃，必须从制度上规定办案地与逃犯原籍地公安机关承担“共同责任”，让逃犯原籍地公安机关切实担负起查控逃犯的相应职责，纳入其工作考核目标，而不是仅仅在“招标”、“重奖”促使下才行动。

　　□毛立新（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