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牛津大学数学学院新生的房东老太太在家中被杀，有人在信箱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一个圆圈，写着“序列的第一个”，此后，接二连三的凶案发生，每次凶手都会留下一个奇怪的符号。这位数学新生和他的导师被卷入了一场数理逻辑的凶案漩涡。

　　这是8年前的一本阿根廷畅销推理小说《牛津迷案》的故事，这本书获得了阿根廷行星文学奖，翻译成了35种语言。2008年，好莱坞将其拍成电影。《牛津迷案》成功之后，他的作者，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学系教授吉列尔莫·马丁内斯辞掉了工作，成为了职业作家，此时，他已经研究数学的逻辑与代数领域达20年之久。马丁内斯曾经因做过博尔赫斯小说中数学关系的分析而知名，但《牛津迷案》让他成为受邀前往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前段时间，他应邀参加北京书虫国际文学节，并带来了他的新书。

　　数学和文学

　　写下浪漫，并不等于我相信它

　　新京报：如果你不是数学教授，或者你是其他科学学科的教授，你写出的文学会和现在不一样吗？

　　马丁内斯：我觉得是一样的。我的小说中，只有《牛津迷案》和数学的关系密切一点，其他的小说和数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我在书中用上了一些数学概念，比如多起谋杀有多少概率可以看出是连环杀手所做等等，也有用上了我了解的一些大学的环境和人物等元素，但是仅此而已。我常说，海明威写了很多关于捕鱼的内容，写得非常好，但没有人会因为他写得好就认为他是个渔夫。

　　新京报：我们看到作家和数学家都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够了，除此之外，两者还有更多相似的地方吗？

　　马丁内斯：对。两者都是脑力工作，都是从大脑开始的。数学家通过某种规律来观察世界，然后将观察的结果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和符号写下来，通常是用数学证明的方式，文学家也是通过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尤其是人类的行为、性格等等，他们也用特殊的语言记录下来，通常是用短篇或长篇小说的方式。

　　这两种方法中都可以看到一行行写出来的文字，在几行文字和符号中把所有发生的事情写下来，读者需要通过阅读这种方式来重新构建所观察的世界。

　　新京报：两者的不同在哪儿？

　　马丁内斯：文学和数学使用的语言工具是不同的，数学需要使用的语言是绝对不能含糊的，必须用最明确的语言来表达，严格符合逻辑。要让所有读到这数学证明的人都能够用相同的方式来理解问题。而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则正好要显得含糊，很多时候同时既要展示又要隐藏，它的语言不能够太准确，要让读文本的每个读者都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

　　除了语言工具不同之外，数学家和文学家都想要理解世界，但是他们去理解的部分不一样，数学家是为了理解能够用数学理解的那个部分，文学则是能够用文学理解的部分，比如社会、人、政治和其他很多东西。

　　新京报：这两个部分没法互通吗？没法用数学来理解人文社会，或者人文方式来理解数学逻辑吗？

　　马丁内斯：很多时候是可以的。如果用文学化的方式来理解数学和其他科学，这是对科学解释很好的方式，比如有个科学作家叫西蒙·辛格的，就写了一本很通俗的书《费玛的最后定理》来解释数学，非常好。

　　同时，我们应该提倡在人文社会中更多地科学理性思考。我举个例子，有人梦到一个亲戚去世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件悲剧真的发生了，他会怎么想？会不会想这里有什么神秘的联系？但换个角度想，他生活在一个几千万人的城市里，每天都有人会做相似的预知的梦，如果你做一个计算，就会知道梦和现实的对应度是很高的。很多现象是可以用概率、统计、科学逻辑来解释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对社会有益的，应该尽可能告诉人们这样的逻辑思维方式。

　　新京报：作家和数学家对此可能解释就会不同，那这种时候，你的角色更多是个作家还是数学家呢？

　　马丁内斯：对，作家可能会走向浪漫的那一边。尽管我是一名作家，但是这种可以用数学解释的方面我是会采用理性思维的。当然，我在书中可能会玩弄一点浪漫的想法，但我这么写，也不代表我相信这个。

　　数学和数学家

　　数学家只是比普通人多些理性

　　新京报：我们一说到做纯数学的人，就会想到中国科学家陈景润，或者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这样疯狂的人，数学家一定要这么“疯狂”吗？

　　马丁内斯：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的确，在数学界里，有一部分比例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但这个比例非常少。

　　大部分真实的数学家，他们可能会比常人有更多的理性思维，比如常常爱思考如何用最经济的方式做一件事情，做事非常精确，但他们都有着正常的生活，哪怕是性生活（笑）。而且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有着艺术方面的才能，很多人爱玩乐器，喜欢写作，我的部门里面还有其他两位作家。有人喜欢戏剧，有人喜欢阅读，都很有文艺味。

　　新京报：你说的那些很少一部分比例的数学家是不是都是把终身献给了可能没有答案的数学难题里？难道数学家不应该是这样吗？

　　马丁内斯：数学家也应该有生活，有家庭。大部分做纯数学的人最终都会放弃数学难题的解答，所以真正研究很深的数学的人很少。大部分人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有点激情，但到了中年就开始转行到教书、行政或者写书里去了。数学界有一个说法，20到40岁的数学家写论文，40到60岁的数学家写书。

　　我年轻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曾经长时间地陷在数学难题里，虽然没有疯狂，但是也是整天把所有时间和精力花在上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也是数学令人着迷的地方，想解开难题的欲望会让你过于执着地陷在里面无法自拔。

　　新京报：困在数学难题里和困在写作中，两者是否是一样的？

　　马丁内斯：相似但不完全一样。困在写作里的时候，总归是有解决方法的，可能不是好的方法，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哪怕变得很糟，你也总有办法可以避开问题继续走下去。但是数学不是这样的，困在数学难题里的时候，你一条道走下去就再也走不出来了，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法，你就是真正被困住了，然后你就非常痛苦，想自己是不是太笨了，但也只能往同一个方向努力再努力。

　　新京报：斯诺曾经在《两种文化》中指出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冲突，你怎么看？

　　马丁内斯：我不觉得两者之间有冲突，并没有很大的代沟。有着科学背景的作家不只我一个，有非常多的例子，卡罗、博尔赫斯、品钦，也有的是从人文学科出发去做科普的，我觉得两者之间互通的例子挺多。

　　但是我支持的是，在大学教育中加强两者互相之间的教育。比如之前的哲学家是作为数学家来培训的，不过现在的哲学系学生往往一点都不懂数学，甚至出现了为逃避数学而去学哲学的现象。这使得掌握的哲学也非常狭隘。

　　【自述】

　　我会下中国围棋

　　我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文学教授。我有5个兄弟。父亲会让我们读各种书，设立家庭写作比赛，从原创性、拼写、结构、风格和整洁五个标准来评判我们的写作。我从小就开始写作，19岁时就发表了文章。

　　我父亲的教育思路是一个人必须知道所有一切可能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好的。

　　我从小也对逻辑思维很感兴趣，很小就开始学习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大学选择专业时，我父亲认为，写作没法维持生计，应该先完成一个职业，再去想写作的事。我在大学先开始学电子工程。但我突然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便转入了数学系。我父亲当时说，哦不！这比文学更糟！不过，后来，我申请到了一笔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数学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回来后得以成为了数学教授。

　　6年前我辞职了。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文学爱好，当时想写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做出决定，是数学还是文学。我最终放弃了做了20多年的数学，但我并不后悔这20年。可惜的是，等我在文学界成名的时候，最该为之骄傲的父亲却已经去世了，这非常遗憾。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