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

　　“内外”差异导致差距拉大

　　新京报：据报道，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从以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到现在的“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您认为“体制内”的诱惑体现在哪里？

　　李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笼统讲的话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有不同单位都会有差异，即使是“体制内”的单位其内部也有差异。现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来看待公务员等几个特殊群体。最近这几年考公务员变得很热，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有一点，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就是公务员能带来的好处很多。

　　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公务员相对来说虽然收入不算很高，但是福利会好一些，比如能够得到低价位的房子呀等等，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差距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新京报：这种“差距”体现在哪些环节，能否细化？

　　李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纯粹工资性质、收益性质方面的差异，这方面不是很明显；第二类是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差异，也就是“体制内”能享受到特殊的医疗、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便利；第三类是因为工作性质、工作特点所带来的，甚至包括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社会关系，这一类比较特殊，但是这一类也是事实，不能否认。比如说公务员处在这个特殊位置上，别人办事都要求着他。

　　新京报：曾有一份报告中指出，户籍和出身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推手。是否在“体制内”生存，也在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推手？

　　李强：其实，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同样的结论，就是在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中，出生地特别重要，就是你在哪出生直接影响你未来的收入。

　　在这里，需要提出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先天因素，一个叫后天因素。人们往往把因先天因素而获得资源的这种现象视为不公平，把因后天自己努力因素而获得资源的现象看作是公平。实际上，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应该让那些积极努力、贡献大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让那些不积极、不努力、没贡献或小贡献的人获得的资源少一些。

　　如果一个社会让那些不积极、不努力、没贡献的人，获得更大的资源，那就是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地，按出生地定户籍的制度具有不公平的特点。

　　新京报：户籍和“体制内”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互为条件，互为结果。

　　李强：但是为了理清思路，最好不要把二者放在一起，不然容易搞糊涂。户籍制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当然，户籍和“体制内”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就是说它是利用这套制度来决定谁能得到资源，和谁不能得到资源，体制内、体制外也是这样。

　　所以，问题的核心还是资源占有，如果户籍不跟资源占有结合的话，户籍就失去意义了。包括这次买车摇号，必须得是北京户籍，外地人就有纳税时间限制。“体制内”同样如此。

　　新京报：大量的年轻人都奔向“体制内”，尽管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有媒体称这是中国人才的巨大浪费。

　　李强：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的一段名言：“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的化学家、50名优秀的数学家、50名优秀的音乐家、50名优秀的作家、50名优秀的工程师，将使法国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假如突然失去的是没有用自己的劳动促进科学、艺术、工业进步的王公、议员、省长、主教等，这并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这个涵义，一个社会如果在择业上引导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价值，那么将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关人员膨胀过快，增加了全社会负担，如果“挤入公门”的就业选择继续推波助澜，是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