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财税改革与公民权利】

　　物业税 不动产税不要轻易去碰它

　　新京报：财税改革显然与每个家庭、每个公民息息相关，以物业税为例，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哪里？

　　李炜光：我们虽然有物权法，但是跟税法还没有做到很好的衔接。如果你这个时候开征房产税，而制度建设又跟不上的话，就很容易变形。

　　物业税是最复杂的东西，复杂在于它是直接税，而且是直接税里面最直接的税。个人所得税还可以通过代扣代缴的形式，不是你自己从口袋里掏钱交税，而直接交税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在国外，征收物业税时需向纳税人说明交上去的税用在哪里，比如加拿大，有三十多个物业税的具体使用项目，大部分用在社区建设上，纳税人直接受益。

　　不动产税不要轻易去碰它。因为财产是属于公民个人的，是面对面地从老百姓兜里掏钱纳税，有相当的难度，政府在准备征收房产税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可是我们在制定物业税的过程中向人民讲清楚这个道理了吗？目前还没有，人们(包括政府部门自己)普遍认为征收物业税就是为了弥补地方政府财政亏空的，而没有谁说上一句，交这个税跟大家得到的公共服务之间究竟有多少关系。

　　物业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税种，需要非常高的政治智慧和超强的执政技巧、能力，还需要有非常融洽的官民关系和高效率的行政运作方式，缺了这些，比如，如果有人抗拒交税怎么办？

　　另外，征收物业税，马上就会涉及公民财产的认证问题。房价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上下波动的，每年都要重新评估，得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做这件事，还得有一个中间机构负责仲裁。都是由税务局自己说了算哪行？没有这样的机构，评估结果出来民众不服怎么办，到哪里去申诉？申诉结果不服还可以怎样做法律的救济？这些因素，我们打算征物业税或房产税的人认真考虑过吗？

　　个人所得税 一直缺乏实质性改革

　　新京报：还有一点和我们紧密相连的是个人所得税。我每月被扣掉一千多，但是因为我没有北京户籍，孩子不得不在老家农村上学。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议改革所得税制，好像也没有效果。

　　李炜光：个人所得税都是两千块钱扣除标准，起征点都是一样的，但是各地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是不一样的，中西部地区跟北京、上海怎么比？扣除额却都是两千。就不能给地方政府或人大一点权力，比如给一个上下浮动的区间，让地方自己有权决定该怎么征税，不是更科学一点吗？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一个月过日子需要多少钱，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小账本：吃饭穿衣需要花多少钱，看病多少钱，孩子上学多少钱，赡养老人多少钱，房贷月供多少钱，购买电脑多少钱，大家算一算，一个月在北京两千块钱够不够？肯定不够。大学毕业生常被形容为“蚁族”、“月光族”，吃了饭，房租交了，收入也没了，一点积累也留不下，中国未来的中产阶级怎么形成？

　　在税收学上有个原则，征税不能侵入居民的必要生活部分，老百姓过日子的钱是不能够被征税的，否则就属于恶税了，这是底线。

　　新京报：还有，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好像不管物价上涨，也不管通货膨胀，这是否合理？是否也需要改革？

　　李炜光：个人所得税这么多年了实际上一直没有做实质性的改革，其调节贫富差距的效应一直很弱，甚至起反向作用。

　　我国的税后基尼系数甚至等于或大于税前基尼系数就是证明。我有一个去加拿大留学的朋友，交了几次税，就赶上经济危机了，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大家普遍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没想到这时候加拿大政府开始退税，他跟我说到这的时候几乎喊了起来：真的退回来了啊！拿着这个钱都激动得掉眼泪了，说，“兄弟们，今天晚上去吃饭，我请客！”他问我，“知道为什么这么激动吗？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啊，太奇妙了，天下哪儿有这种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

　　我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交出去的钱政府还能还回来，如果将来我们这也有这种机会，咱们也尝试一下，也会激动得掉眼泪。那就是一种做主人的感觉。当我为这个社会尽义务，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国家会想着我，这样，家和国的心才会联结在一起。

　　财政公开 不能有预算外收支行为

　　新京报：在现有的渠道和法律、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公民想参与到你所说的预算民主，监督政府的财政是否透明、公开，他可以怎样参与？

　　李炜光：问题在于预算法的缺位，我们没有一套完备的预算报告制度、预算监控制度以及预算听证制度，这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制度缺漏。

　　由于公民权利几乎所有的重要方面都与预算密切相关，就必须保障公民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知情权、过问权、追究权和监督权。不过，长期以来，这些极为重要的权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公民自己。

　　新京报：如果参与的程度有限，那么在制度和政策设计方面应当怎样进行改进？

　　李炜光：目前，我国的财政信息是以统计资料的形式向社会发布的，难以体现向纳税人报告和认真负责的诚意；我国也没有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标准，更没有民意调研方面的法律、法规。

　　人大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应着手制定相关的法律标准，包括反映政府财务状况的资产负债表、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的类别和格式等，经全国人大审议施行。

　　无论是预算还是政府财务报告，都必须体现出“归一性”，即涵盖政府的全部财政收支活动，不能有预算或财务报告之外的财政收支行为存在，不能让人大代表们“审查”一本残缺不整的报告；预算或财务报告的语言则应该通俗易懂，便于人大代表和公众的审查、议论和监督，也只有这样，人大才能做出反映民意的决议来。

　　因此，政府需要加快自身的理念更新和制度改革，确保民众和社会各界对公共财政事务的广泛参与，确保公民对于公共支出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向人大和公众及时公布本级政府的年度预算和财务报告。

　　税收文化 还停留在“皇粮国税”

　　新京报：由于中国几千年来深受皇权专制思想的压制，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比较淡薄，虽然现在处于公民权利苏醒的阶段，但是对于税收、财政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达到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如何从根本上改进这种状况？

　　李炜光：我们太缺乏现代税收的文化理念，太缺乏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太缺乏公共财政精神了。到目前为止，许多官员所能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国纳税人所理解的税收，还是“皇粮国税”的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长进实在有限。

　　国外的经验或许能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税收文化。SGATAR(亚洲税务管理与研究组织)的主干国家都非常注意政府在税收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他们认为，新型的税收征纳关系是以纳税人为中心，纳税服务的具体内容取决于纳税人的需求。他们非常注意加强对纳税人需求的调查分析，建立纳税人意愿的反映渠道，实现纳税人与税务部门的良性互动。比如在新加坡，企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政府不是企业的“家长”或“指挥官”。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向纳税人提供良好的法律、高效的行政效率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并提供包括硬件(物质)和软件(人力)在内的税收基础设施。美国更是一个尊重纳税人权利的国家，制定有《纳税人权利法案》，在官方和民间建立了发达的纳税服务网络。所谓“民间”，是指独立于官方税务机构专为纳税人提供帮助的“纳税人援助服务处”,在每个州和报税中心都设有办公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纳税人和协助纳税人解决纳税过程遇到的困难，这就使大部分税收问题都能得到较为公正和及时的解决。

　　我们必须意识到，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的精神、纳税人的原则，早晚要植根于我们的社会中和每一个公民的心灵中，并且将再也不会因为我们转过脸去而消失，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正视它，对它做出正确的解释。

　　公民承担纳税义务以享受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为前提，任何单方面要求公民强制承担纳税义务的行为，都是不正义、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纳税不单单是一种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对公民作为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的确认，与义务相对的不只是权利，还融合着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

　　宏观税负 已经超过居民收入水平

　　新京报：最近，有官员在《中国改革》杂志撰文指出，此前国外某杂志发布的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行第二的说法有误，随着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快速上升，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空间。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炜光：世界银行曾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类型提出过一个划分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一般为13.07%；人均GDP786—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18.59%；人均GDP3126—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1.59%；人均GDP大于9656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8.90%(见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

　　就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国目前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2005年为19.39%，宏观税负指标已经超过18.59%的平均值。按照目前税收速度增长，已经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21.59%的水平，怎么可能得出“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的结论来呢？

　　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它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外“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不得不计入企业成本的行贿，那就说不清楚是多少了。

　　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些官员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所以我说他们说的那个“宏观税负”并非实际价值，就是这个道理，它必然与亿万民众亲身感受到的税收负担所带来的“税痛”大相径庭。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