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文化

  　2010年过去了，年末，一部怪异的中国电影横空出世，这就是姜文的《让子弹飞》。一时间，媒体报道说，它创造了11天即将破4亿的纪录。

　　在这个票房、数据、统计说明一切的时代，这证明了“中国电影票房即将跨入百亿”时代的真正到来。票房的百亿难道仅仅只是一个数字吗？在百亿的票房后面，人们还看到了什么？

　　当然，“让子弹飞”，或者说“让子弹飞一会儿”，最后总会打中一个什么的，人们先要问：它到底打中了什么？

　　在我看来，打中的是民国8年8月28日，在这样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里发生在鹅城里的一切，就是传统、西化、革命这三件大事聚合而成的“中国特色”。

　　首先就是鹅城城门前的锣鼓喧天，再没有比这更具有中国特色的迎接与欢庆仪式了；其次就是亦中亦西的建筑与麻将、大烟、修脚、掏耳屎，还有那种既传统又古典的装饰与发型；再就是那面象征着民国政府的铁血五色旗，无论在哪里，总能看到或想象到它迎风招展，听见它高声宣读着自己的委任状，以显示权力在手，光明正大；当然，也还有假装的马县长（土匪张麻子）堂堂正正喊出的三句“公平”，说他给鹅城要带来的就是这两个字，而这，几乎就是这场推翻了帝制的革命所能给我们留下的一切了；最刺眼的还是西化，除了马拉火车、洋枪洋炮洋地雷，还有洋话，一身黄袍马褂的黄四爷说得最多的两个英文单词就是“No”（中国可以说“不”）和“Dollar”（值钱的美元）。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那是一个只要你具备了条件，就可以尽情挥洒坑、蒙、拐、骗的时代，姜文也就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条件，挥洒自如地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致，以致滑稽、荒诞；同时，把他的个性与风格也挥洒到了极致，即君临天下，目空一切：从西装革履到摸爬滚打，从民间腰鼓到策马擒贼，从“杀人诛心”到“杀鸡取卵”，从鸿门宴到小凤仙，从麻将面具到鸟叫暗号，从四个人在马背上高喊“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凛然壮志到万众一心冲决被打成网状铁门的雄伟场面，一切的一切，似真又假，有喜有悲，人生宛如游戏，情势转瞬即逝，在让你哭笑不得的同时，又不得不大呼过瘾。

　　这是一个真假不辨、险象环生的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生死较量，但表面上看起来又彼此谦让、恭敬，似乎一团和气。张麻子、汤师爷、黄四郎三个人在一起的“智斗”，远较《沙家浜》更为生动有趣，因为真的分不清真假：原来跟着蔡松坡闹革命的张牧之成了土匪张麻子，再一变又成了伪装的马县长，所信守的依旧是杀富济贫式的“公平”，而原来的马县长也就半真半假地成了汤师爷，成了惟一似乎只有他知道一切，但又恰恰只有他什么也不知道、一生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可怜兮兮的喜剧人物；至于黄四爷，五代家业毁于一旦，这个一心想着通过剿匪贩运烟土、动不动就说些英语单词的一方神圣，在“体面去死”的遮掩下，反被手下的团练炸死在碉楼上。

　　那是一个“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假扮的比真的更好使”的环境。那是一个充斥着自残、血腥、背叛、伪装的时代，无论是“信念理想”还是“哥们义气”，都只会让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都变得毫无意义。电影的最后，依旧是马拉火车，依旧是张麻子孤独的背影，尽管火车上坐的已是完全不同的人，而张麻子也不再是原来的张麻子。

　　全部问题就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

　　在极度的风险社会中，紧张与压力让人不得不以控制取代道德，以武力代替理性；尽管人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信任，但信任的本意无非就是信仰，这些所有的人，张麻子、黄四爷、汤师爷，谁有信仰？信仰的又是什么？除了银子，恐怕就只剩下某种团体性的仪式了，但这一切在时过境迁后，谁又还记得多少？有了钱，上海（浦东）显然是一个比鹅城更好的去处，于是情同手足的众弟兄，也就只好作鸟兽散。

　　那么此刻的张麻子又是谁？不知道。从民国8年到民国38年，还有整整30年的时间。看来“子弹”还得“飞”好长一段时间。30年后的汤师爷、黄四爷会是什么样子，早在预料之中，只有张麻子又当、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会有怎样的下场，这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或想到2010年过去时，都想偷偷自问的问题。

    □陈家琪（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