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尔扎克的豪语说起

　□向明（台北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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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距今211年，死于距今160年的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他创作的勤奋、速度和数量，很少有文人能与其媲美。他作品中创造出的人物形象，很多可列入不朽，《人间喜剧》系列中的小说“高老头”即是典范的一例。巴尔扎克将人的吝啬，贪婪与虚荣写成惊心动魄的罪恶篇章，对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当时社会做了非常强烈的抨击。率性地面对人伦、人性的毁灭场面，巴尔扎克勇往直前，毫不畏惧，他在他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以示决心。无怪乎巴尔扎克被认为系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中最具批判力道者。

　　本月台湾文学馆举办了“巴尔扎克特展”，展出的文物将近三百件，包括那根“手杖”。

　　“手杖”中这几个字却在后来好几位中外有名的作家诗人中隐约变化出现过，尤其通过“一切”背后所指的“障碍”，处处令人触目惊心。在巴尔扎克死后四年（1854年）出生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王尔德，曾经大大地感慨，说“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抵抗比粉碎消极得多，但他仍抵抗不了“诱惑”，可见“诱惑”力道也够强烈。

　　比王尔德又晚生约三十年（1883）的卡夫卡可能是最崇拜巴尔扎克的人。他在一篇论文中就把巴尔扎克的那根“手杖”上的一行字搬出来，用自己的方式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我自己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共同的是“一切”。

　　这里所谓的“一切”代表各种阻抗，无数道的逆流，在挑战人们打拼的精神，挫折勇迈者前行的意志。和巴尔扎克所遇到的“障碍”不同的是，据卡夫卡自己供述是他与生俱来的“人类的普遍弱点”，而他居然利用这种弱点将时代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他说我从来没有与之奋斗过。

　　如果说巴尔扎克代表的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奋勇精神，而卡夫卡这个布拉格百货批发商的儿子，则自小即羞怯，内向和懦弱无能，再加上他犹太血统处处遭到的压抑，他无法与世俗“普遍弱点”对抗，只好吸收过来将自己无情的“粉碎”，要不是他用他的三部都未完稿的长篇小说，揭示了他内心对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及无人性带来的痛苦，而使他在文学事业上崭露头角，可能整个世界永远都不会知道有这位文学巨人。也可以这样说“一切障碍”反而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

　　2

　　出生于1935年的我们中国诗人昌耀（本名王昌耀）是另一个用“一切”来形容他所受遭遇的人。他在1998年接受一次访谈时说：“在我的诗里，我可以摧毁一切，但在生活中，一切都可以摧毁我。”

　　昌耀十五岁就从湖南桃源乡下出来当兵，被派去抗美援朝，结果在1953年时在朝鲜战场受伤，后转入荣军学校读书，旋即开始写诗。1958年即因发表《林中试笛》一诗被打为右派，从此颠沛流离于青海垦区，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回归青海作协任专业作家。1982年参与“新边塞诗”运动，成为主要代表人之一。他的诗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确实他有“以诗摧毁一切”的功力。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一筹莫展，主要是昌耀早年一到青海即与一藏族女子结婚，生了三个女儿，五口之家在那放逐的垦区过日子，其生活之窘迫可以想见。三个女儿大了，也找不到工作，读不起书，仍全靠他抚养。本来话不多的他，我们交谈时，他常常无言以对，生活中的“一切”确实不断地在摧毁他，使他只好沉默。昌耀是在2000年因癌症末期，痛不欲生，跳楼而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终于被“一切”摧毁。

　　诗人北岛，早在1977年时，以《一切》为题写过一首诗，戳穿“一切”后面的阴险虚妄，消极无望得令人难以安身，这十四行的《一切》我将之串写如下：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是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交往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如此对一切都质疑的诗，表现青年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对时代的挑战。然而却也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持同一看法，诗人舒婷则似乎不以为然，她在1977年7月25日发表一诗响应，题为“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诗曰：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折掉翅膀/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相对于北岛绝望的“一切”，舒婷以她母性的敏锐，发现不能以偏概全，还有暖暖的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