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皇家风格设计的大办公室，中间是一张欧式风格的桌子，供客人来访时使用，主人的工作台则偏安一隅———这是瑞典皇家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朗的办公室。在办公室的一角，有一扇带着金色门把，雪白而紧闭的门。10月4日，英格朗打开了这扇大门，在来自全球无数家媒体的镁光灯前，宣读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及授奖词。

　　本报记者直击瑞典皇家学院现场，揭开了这位“发言人”的神秘面纱。在采访中，他回答了有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以及争议的问题。

　　争议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新京报：你能否介绍一下你这个职务在诺奖评选中的角色。

　　英格朗：常任秘书是从18位诺奖评委中评选出的。诺奖评委的主席是轮流替换的，而常任秘书则是常任但并非终身的，我的前任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十年。我同时也是诺奖文学奖评委中的一员，不光参与皇家学院的工作，也参与评选工作，但是，我在整个评选过程中没有任何特权，我和所有人一样只有一票，我另一个任务是宣布文学奖得主。

　　新京报：你在这个职位上任职了两年，感觉如何？

　　英格朗：我只是一名历史学家，习惯于坐在桌前研究，所以这个任务是我感觉不太自在的，当我开门，走出去时，面对所有的镜头、镁光灯，我非常紧张，但这也是很自然的，所有的媒体镜头都让人紧张。

　　新京报：据说诺奖评委中总是存在很大的分歧，今年的评选是分歧较多还是比较意见统一？

　　英格朗：我没法告诉你我们内部的评选过程。所有的评选工作都要保密50年，50年后再把文档公开。我只能说，获奖得主必须获得明确的绝大多数人的投票。当然，讨论永远都是存在的，这是应该的。对于文学本来就不应该只有一种单一的看法，这样是唯一正确而得体的方式。只要这些分歧不演变成互相排斥的冲突，人们不会互相恼怒。

　　新京报：略萨，已经入围多年，为何现在才获奖？

　　英格朗：作为一名作家，并非一入围就获奖的。评委们会追踪一个作家很多年。我们有一张候选人名单，有的时候，作家登上了这个名单，有的时候，也会掉下名单，可能在候选人名单上消失十五年、二十年的，然后又回来。我自己就注意到一个作家掉出了名单，但后来又回来了。

　　新京报：什么原因导致作家掉出候选名单？

　　英格朗：其一，可能是因为他停止写作了，或者写了几本较弱的作品，因为作家的生产总是在起起伏伏之中的。其二，评委同样也有起起伏伏，老评委去世，新评委进来，学院的意见就会发生变化。

　　更公正的评价方式是“语种”

　　新京报：你在不久前对外提到，诺奖的确是以欧洲为中心的。

　　英格朗：今年获奖的就是美洲作家。你不能用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诺奖文学奖。如果从国籍来看得主的话，法国作家占最多，有13名，第二个是英国作家，有11个，第三个是美国作家，但即使是这样，这样看待诺奖也并不合适。如果从语言来看的话，我们有大量的得奖作家是代表英语语言文学的。如果仅仅看得主是哪个国家的，那这个奖的确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不是观点，而是事实。但是，更公正的评价诺奖的方式是从语种来看，我们有很多语种都被极大地忽视了。

　　新京报：中文是被忽视的语种吗？

　　英格朗：对于一些语种，如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包括中文，我们评委都是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语种没法控制，对于那些翻译很少的语言，以及作品还没被翻译过来但我们感兴趣的作家，我们有特别的翻译顾问，文学专家，会在一个高度机密的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咨询。

　　新京报：中国文学界似乎对北岛很看好。

　　英格朗：我们不能公开谈论任何作家，否则我们就会处于外界的压力之下。但我可以说的是，我们是彻底独立的结构，没有人能够干预我们的决定。

　　新京报：请谈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看法？

　　英格朗：我也没法谈论一个国家的当代文学，否则人们会作出太多的猜测，而我也只是评委中的一个，只有一票之权，谈论中国文学有点太自作主张了。此外，我只是一名历史学家，不是中国文学的专家，尽管我了解一点，但是我没法冒险来谈，否则会被视为暗示。我只有待那扇门打开了，才能告诉世界谁获奖了。

　　诺奖是死亡之吻？

　　新京报：诺奖文学奖每年都会得到不同的评价。

　　英格朗：如果你看近年来的颁奖，的确有时候做了非常好的选择，而有的年份中的选择，连我个人都觉得奇怪。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我们视为文学界的梵蒂冈。文学奖评选不是做很精确的科学，我们没法测量，看哪个作家最重，必须获奖。

　　新京报：诺贝尔奖评委在意外界的反应吗？

　　英格朗：今年略萨的获奖得到了普遍的好评，这是好事。有的时候，比如去年，我们给了德国作家赫塔·穆勒，有很多媒体尤其是美国的报纸就表现出疑问，会出现“谁是穆勒？”这样的问题，我想这是没法避免的。

　　新京报：穆勒得奖后，有人说诺奖可能会毁了她。

　　英格朗：得奖会让这个人的生活，至少在一年之内出现很大的波动，但是，我们没法去顾及这个作家怎么应付媒体和整个世界。评委中的确有讨论过，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会成为某位作家的“死亡之吻”，然而最近有一名瑞典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翻阅了所有诺奖得主的资料和成就，看这个奖是否真的会成为“死亡之吻”，结果发现，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位作家身上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约翰·斯坦贝克（美国作家，《愤怒的葡萄》作者，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其他所有人在得奖后都在继续创作。有的时候，得了诺奖看起来像是“死亡之吻”，但那是因为这些得主们得奖的时候就已经年纪很大了。

　　不受非文学因素左右

　　新京报：诺奖评委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吗？

　　英格朗：如果真的要有影响的话，那也只能是反面的影响，比如我们看到外界有很明显的推动某位作家的宣传，那么学院的一些评委就会出现反面的反应———为了显示我们是独立颁奖的机构，我们则更不应该给那位作家颁奖，否则就会显得我们受到了外界的压力。宣传没有任何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话，那也是反面的作用。

　　新京报：有人说，“异议分子”作家更容易获奖。

　　英格朗：美国媒体批评诺奖文学奖大多给了左翼欧洲作家。比如品特获奖时，包括他发表了攻击英国政府和美国伊战政策的得奖发言时，都涌现了非常多的讨论。学院当然也不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但你看今年我们的奖就给了右翼作家。如我所说，我们没有被政治和个人左右，不会去看作家的党派倾向，只看文学成就本身。学院内部本身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倾向，评委自身就有着不同的政治看法。

　　新京报：诺奖历史上错过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都纷纷过世了，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某种针对过世作家的纪念奖来弥补这些失误吗？

　　英格朗：诺奖的确错过了很多好的作家，但是之所以不颁给过世者，这是因为，第一，这是诺贝尔的遗愿，必须把奖金颁给在世的作家；第二，如果开始给过世作家颁奖的话，那在世的作家永远不会有机会得奖了。我们可以致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中国古代的作家，但我们只能把奖金给在世的作家。

　　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发自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