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C03版）

　　第2代

　　【代表人物：刘鸿儒、刘国光、厉以宁、茅于轼、吴敬琏、董辅礽 等】

　　80年代的第二代经济学人涵盖广泛，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的是在民国时期受过教育，有的是1949年后系统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知识，还有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学者。从辈分上看，第一代学人是他们许多人的师长。谈到经济学界的人才培养，就会提起一个地标：五道口。

　　从五道口到颐和园

　　如今的五道口地区高校云集，亦是繁华闹市，而在1981年，这里还是一片菜地，从北京北站出发的京包铁路在此穿过，火车道口的大喇叭重复播放着：“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不要抢行，不要穿栏杆。”老百姓并不知晓，一群金融精英和他们的学生，正在时代的列车上呼啸向前。

　　自1949年到70年代末，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现代货币银行业，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商业银行，连中国人民银行也并入了财政部。到了80年代，决策集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要建立真正的银行，必须自己办学，培养现代金融人才。在刘鸿儒的主导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应运而生。

　　刘鸿儒生于1930年，1980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当时为了创办干部进修学院，中国人民银行买下了五道口东升公社新盖的卫生院，是一座工字形的二层红砖楼。有关部门说卫生院是违章建筑，勒令进修学院搬走。结果不仅进修学院没走，研究生部又来了，租下了十几个房间做教室和宿舍。甘培根是研究生部主任，相当于校长，师资队伍则接纳了民国时期的许多海归人才和旧银行职员，如丁鹄、林志琦、周林等。北大的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人大的黄达等学者，被聘为研究生部学术顾问。研究生部最初的整套教学大纲是厉以宁帮助制订，他也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

　　刘鸿儒自己主讲金融体制改革，在1986年，他常常白天在国务院开会，晚上到五道口和学生们谈论白天的话题，以至于五道口的学生因如此贴近改革实务而骄傲。这里也确实人才辈出，前任和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女副行长吴晓灵和胡晓炼，就是五道口的同班同学。

　　除了五道口，还有一次为期仅7个礼拜的讲习班，也为80年代的经济改革，“速成”式地输送了一批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这就是有着经济学界“黄埔一期”称号的“颐和园讲习班”。

　　1980年夏，颐和园蓬莱岛，100名学员参加了“经济计量学讲习班”的培训，讲课的是7位美国教授，领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的许涤新与克莱因搭上了线，经济所张守一负责具体操办。但是学员的情况却不容乐观：100名学员大多四五十岁，专业学经济的，数学知识为零；专业学数学的，经济学知识为零。美国教授讲的课大家听不懂，怎么办？张守一想了个办法，请华中工学院的李楚霖等来讲数学，请北大的厉以宁等来讲经济学，白天外国人讲，晚上中国人讲。

　　铁道研究院的茅于轼看到讲习班的消息时，已经开学了，茅于轼找上门去，终于被接纳，这年他51岁。“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白天听课，晚上交流，有时还安排报告。我就做过‘择优分配’的报告。”茅于轼还讲了个笑话，那时人们没喝过矿泉水，一位学员把美国教授上课剩下来的矿泉水拿起来喝了一口，对大家说：“一样，一样！”1980年的中国百废待兴，美籍教授粟庆雄回忆当时来中国讲课的见闻：“我们住在友谊宾馆，一路上很少汽车，都是脚踏车，马车也不少，马匹沿路排泄，又脏又臭……故宫的建筑庄严宏伟，举世无双，但宫殿地上痰迹斑斑，肮脏无比。我在当时的笔记本上记着：老天也该帮一帮这个残破的国家。”

　　中国学界也意识到了与世界的差距，第二代经济学人中，黄范章、乌加培、赵人伟、吴敬琏是社科院经济所向英美最早派出的4位访问学者，他们幸运地抓住了历史的机会，发奋学习。吴敬琏在耶鲁度过了紧张而充实的一年半，1984年回国时，他给家人带回的“洋货”有：飞机上发的果酱、刀叉、布拖鞋，旅馆发的肥皂、浴液、洗发精，最高级的是彩色胶卷。当时规定公派研究人员每月可拿450美元，吴敬琏省吃俭用，攒下钱买了一台Digital牌计算机送给经济所。可是直到数年后他调离，也没见所里把这台机器开封。

　　上街吧，全民共话改革

　　80年代中国改革的推进，需要把经济学家们在书斋沙龙里议论的主题，变成老百姓的日常话语，“需要把改革的底交给群众，同舟共济，共同承担改革的欢乐和风险。”柳红写道。在1987年，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人均GDP突破千元，改革的成效业已显现，群情激昂，出现了全民热议改革的局面。

　　1987年1月20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经济日报》、《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发起了“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知识竞赛”，试题在报刊上登出，答题可以查阅书报资料，通过笔答产生1132名优胜者，前12名再参加电视演讲赛。这场知识竞赛吸引了近十万名各界群众参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出席颁奖仪式。

　　到了这年5月10日，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走上街头，来到王府井、西单、火车站等地，和过往行人对话改革。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挂着横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咨询”，原本安排经济学院100人上街，但是社会学系和国政系的学生也要求参加，来了130多人。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两千多人提问，两万多人驻足旁听。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站在街上，直接同老百姓对话。为了满足更多人对改革信息的需求，高尚全主编了《中国经济改革200问》，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序言中写道：“这种对话方式过去就有，但后来不知不觉地就废弛了。这种方式本来是同群众、同党外人士平等协商、对话的极好方式，现在把它在新情况下恢复起来，可以说是十分有益的。”

　　事实上，这种大胆的思考与讨论，在“拨乱反正”初期就已经在党内渠道展开，只是数年后才逐步扩展到全社会。1978年12月有份内部刊物创刊，名为《未定稿》，不定期刊行，每次印刷三四百份送社科院各研究所，也送中央、各地省级政府及部分高校。1979年，胡耀邦在《未定稿》上读到刘国光和赵人伟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胡耀邦批道：“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

　　刘国光，1923年生，西南联大出身，受教于陈岱孙、赵乃抟、徐毓枬等名师。1957年孙冶方调入中科院经济所，刘国光成为他最器重的年轻人。“文革”结束后，刘国光家住三里河二区，赵人伟住三里河一区，两人走动频密。更多则是谈论改革，胡耀邦读到的那篇文章，就是两人合作的成果。前文提到，赵人伟是社科院经济所最早派出国门的4位访问学者之一，1982年49岁的赵人伟飞赴牛津，这机会也是孙冶方给争取来的。1980年赵人伟陪英国经济学家布鲁斯去协和医院看望孙冶方，聊到投缘，孙冶方指着赵人伟对布鲁斯说：“让他跟你去学吧。”布鲁斯一口答应。在牛津，布鲁斯步行，赵人伟骑自行车，给教授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开汽车上班。“汽车不是身份的象征，”赵人伟感叹，“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

　　在经济所，董辅礽当了多年副所长，当所长则只有三年（1985-1988）。然而谈起经济所80年代的辉煌，他的影响力却是深远而长久。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董辅礽发言：“必须改革国家所有制……使国家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简而言之，就是政企分离、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董辅礽语惊四座，只是惊在人心里，会场上却极为安静。此时正是“两个凡是”时期，董辅礽把会上的发言写成《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发表。有人逼他检讨，他拒绝，说自己没错。

　　“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

　　“片面性也没有。”董辅礽回答。

　　第3代

　　【代表人物：王小鲁、周其仁、张维迎、华生 等】

　　第三代经济学人的主体是“老三届”，他们是“文革”的参与者，在70年代末重新接受教育，随即投身改革洪流。

　　农发组和莫干山

　　在北京，聚集着这样一批“上山下乡”的回城青年：陕西回来的王岐山、山西回来的王小鲁、东北回来的周其仁等等。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热衷于聚会谈论国家大事，纵横捭阖，豪情万丈。最早一次人很多的聚会，是1979年冬，在东单西总布胡同，翁永曦所在的《中国农民报》办公室，屋里生着炉子，挤了40来人。

　　散会后大家意犹未尽，第二次就约到社科院研究生院。那时研究生院没有校舍，借用的是北师大的板房，一群青年星期天声称要复习功课，从学校拿到了钥匙。第三次聚会规模更大，不知谁借到了车公庄市委党校礼堂，去了一两千人。这样的聚会只要定下时间地点，就全凭口耳相传，大家见面就有共同语言。青年们的圈子不断扩大，最后形成了固定组织，这就是“农发组”。

　　农发组的全称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自1980年9月开始组建。当时他们写出了一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构想》，设想研究人员以中青年为主，自愿参加，“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10月，他们设计出了组织架构，由社科院农经所联络有关人员组成研究组，成员包括社科院、中科院、农科院、人大、北大、北师大等单位的30余人。

　　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农发组借到一间活动室，办了30个借书证。为了筹集经费，青年们还去了邓力群家。邓力群曾是刘少奇秘书，时任社科院副院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那天，邓力群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到家中商讨，当即决定拨给农发组2万元。在1980年，2万元是一笔巨款。

　　1981年2月11日，农发组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北大招待所召开，王小强记载：“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然而，邓力群和杜润生这两位中央核心智囊亲自出席，支持一个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确实罕见。农发组成立后立刻投入基层调研，他们参与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份文件改变了历史，肯定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终于合法了。

　　全国范围内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则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正是这次会议，使一批经济学人脱颖而出，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上山”开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当年都只有三十多岁，他们认为“年轻一代应该登上历史舞台”。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登出了“莫干山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负责审阅论文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原则是每个省选5人，共150人。

　　“莫干山会议”挖掘了一批人才，很多参会青年后来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中青年”也成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这年12月，他就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

　　青年经济学家们还三五成群，形成了若干组合。开青年组合先河的是经常联名写文章的“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莫干山会议”以后，华生和何家成为首的组合也多有创见———他俩都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1985年毕业时，恰逢已经当了7年副所长的董辅礽上任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实行所内重组，破格提拔：成立微观经济室，任命华生为主任；成立宏观经济室，任命何家成为主任。前辈经济学人和新生力量，在80年代风云际会，共同奏响了改革的强音。

　　C03-C04版摘编 本报记者 武云溥

　　（本文摘编自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图片由出版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