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更多地关注文化领域及文化人，很少注意到经济领域的学人们也在那个年代编织着自己的梦想，做着自己的积累和探索。最近，一本《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把我们的视野带回到那个年代，以及那个特殊类型知识分子的光梦与梦想。

　　历史是由亲历者写的

　　新京报：在以往关于80年代的文本叙述中，我们较少见叙及经济学家，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类型学者的叙述缺席？

　　柳红：经济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主要领域，相比较文艺等其他领域，要复杂得多，难度很大；再有叙述，就要涉及到评价，不可避免一些敏感问题。历史是由亲历者写的。上世纪80年代参与经济改革的人后来的走向发生了很大变化：老一代大多去世了，没有留下回忆录；当时的中年和青年人，很多离开了经济学界和改革的政策咨询部门，甚至销声匿迹了。所以，我做这个工作，也包含着为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过世的，那些曾经有过影响、或者影响不大但是有贡献的人们“树碑立传”。

　　新京报：写作时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柳红：我不求全，主要看他们在那个年代为中国经济改革作出的贡献。

　　新京报：令你感触最深的人物有哪些？

　　柳红：太多了。我是以人物为线索串联的这本书。一共三代改革经济学家，书中涉及数百人。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特质和精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精彩。比如，其中一个故事叫《三本书的命运》，是说1955年，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三位经济界“巨头”接受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任务，要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结果这三人穷其一生努力做这件事。他们三位的探索，有价值吗？当然有，他们是先驱，为后人铺了路。

　　新京报：如果不是开专栏，也许你还不会写这本书？

　　柳红：是的，可能不是这样一本，是另外一本，是《经济观察报》专栏逼出了这本书。甚至现在这本书出来了，我都不觉得它是“我的书”，它应当属于所有我写到的经济学家们。在80年代的历史中，他们中的一些领头人，搭建平台，发挥杠杆作用，以小博大，调动特别大的资源，建功立业，非常了不起。

　　八十年代的独特气质

　　新京报：你写了三代中国经济学人，这三代之间是怎样的承接关系？

　　柳红：有师生关系，有上下级关系，有横向关系。那时，代际之间人和人的关系简单而平等。年轻人想找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或领导，甚至可以推门而入；也有以文会友。只要前辈发现哪一位年轻人有有价值的思想，会立刻支持。杜润生和农发组里的年轻人并非研究院所里的师生关系，但却被年轻人尊为师长。老年人求贤若渴，年轻人好学上进，一拍即合，相辅相成。要论师生关系，经济所最集中地体现。比如孙冶方是所长，刘国光、董辅礽是他的学生辈，而华生是董辅礽的学生，何家成是刘国光的学生等等。这种代际之间的关系，像家谱一般，外界可能并不了解。

　　新京报：这三代人做的事情似乎有很大不同。

　　柳红：是的，第一、二代人在拨乱反正，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突破上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将商品经济这样的概念写进中央文件里去。年轻人则开辟另一片天地，组织大规模的基层调查研究，学习新知识，提出新概念。比如农发所体改所当时组织过几百人的在校大学生队伍调查研究。而把很多年轻人推上历史舞台的是“莫干山会议”,本身就是年轻人自己办的会，我在书里也写到。

　　新京报：以“莫干山会议”为例，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氛围是怎样的？

　　柳红：那时候北京这个圈子里的年轻人已经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几位领头的想，得让全国的青年都起来呀，都有机会参与到改革中来。于是他们决定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通过在报纸上发征文信息，以文选人的方式。于是成千上万关于经济改革的论文，就从全国各地飞来，最后从中筛选出一百多人，就上了“莫干山会议”。你看80年代大家就有这样的信念：我有了机会，也要给别人创造机会；大家都有机会，这事业才能做起来。

　　新京报：这是很典型的80年代气质，充满激情。

　　柳红：80年代在我心中，就是物质贫乏、精神饱满的时代。你知道当时的青年人怎么聚会吗？张三对李四说，今天哪里有一个什么聚会，然后口口相传，几十人、几百人就都去了，完全不知道聚会的主题是什么，聚到一起就兴高采烈地谈。有一回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二百多人挤一个教室，挤不下了，就转移到车公庄附近的一个礼堂，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人们的热情是那么高，满怀希望，憧憬未来，而且觉得自己能尽匹夫之责。经济学家们更是老中青三代一齐出马，能量太大了，真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

　　善用幸运的历史

　　新京报：在如此独特的80年代，经济学家们究竟做了什么？

　　柳红：“文革”结束之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体制又尚未形成，高层决策就不得不倚重具备改革知识的经济学家们。薛暮桥、杜润生、马洪这些代表人物，既能影响高层决策，又能了解基层民意，扮演了上通下达的重要历史角色。

　　不光有老一代学者，当时很年轻的华生他们，都在领导人出行的专列上做汇报。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学者与官员走得近，却没有利益诉求，没有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念头。就是我心里想的这点事，我想说出来，想让领导去推动，因为我觉得对中国好。

　　新京报：在如此自由、开放、平等的氛围下，改革的困难是什么？

　　柳红：改革当然有很多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要和所要改革的对象，传统体制的惯性抗衡；第二，改革没有参照系，到底改成什么样不清楚。

　　新京报：那么当改革之路走到今天，回顾过去的种种分歧和争论，可能就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你在写作时如何处理这种偏差？

　　柳红：我首先不做价值判断。对读者来说，人名只是个符号，但是我只想把这些人先推出来再说。让曾经对历史进程有过贡献的人，得到应有的记录，让他们觉得，还有人会记起自己。

　　经济学家的分化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愈发严重，它也是对中国改革现实的反映。改革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集体的功劳。许多人做了探路的工作，许多人倒下去了，才有人上来。上来的人是幸运的，但也有一个怎么善用这幸运的历史机会的问题。

　　是改革，也是回归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探索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柳红：从过去这60年的角度来看，80年代是在改革，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60年，把目光拉远到二十世纪的中国，那么可以说80年代的改革其实是历史的回归。单以80年代北京的“五道口”，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为例，那儿的老师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民国时代留学欧美回来的老知识分子，他们学贯中西，根底深厚，且有拳拳报国之心。

　　新京报：现在的发展状况，是否实现了这种“回归”的初衷？

　　柳红：某些方面实现了，某些没有，甚至还有的背道而驰。比如，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对此，这些80年代的过来人都很痛心。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经济学家群体有何看法？

　　柳红：我觉得他们已经不独立了，这很遗憾。权和钱这两个东西，让经济学家不再独立，也导致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度降到很低。

　　新京报：今后还有怎样的写作计划？

　　柳红：80年代这个题目我会持续做下去，想到80年代，首先是想到80年代中人。现在这么多年轻人觉得迷惘，说明时代没有给你希望。吃饱穿暖了，有高科技武装，仍然觉得空虚、恐惧，觉得自己不够有力量，有多少钱都觉得不够，还要拼命去挣。而在80年代，每个人都心怀希望，信心十足。

　　新京报：那应该怎么办？

　　柳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还是得靠大家行动，从小事做起。比如我的书被侵权，我要不要维权？打官司？我没有打官司的经验，但最后决定选择维权，就是想迈出这一步。在这个国家，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勇敢地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地维权，是知识分子的榜样，给这个国家增添了荣誉。不能光说不做。做个行动者，这是最有意义的建设。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