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客户端

好新闻 无止境

立即打开
“我的朋友拉森是斗士”
新京报
2010-09-11 01:44

本报专访全球畅销书《龙文身的女孩》作者生前好友巴克什

 12年前,科多·巴克什第一次见到斯蒂格·拉森,发现他对金钱丝毫没有概念。巴克什长期资助拉森,两人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随着“千禧年”系列第二本书《玩火的女孩》中文版上市,他受邀来到北京,讲他的朋友。而他自己写的书《我的朋友斯蒂格·拉森》是第一本有关拉森的图书,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版了20多种语言。“我不厌倦讲述我的朋友。”他说。

  拉森对钱毫无概念

  1998年,巴克什认识了拉森。巴克什是一名出版商,土耳其移民,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了对抗种族歧视斗争上,他拥有反种族歧视杂志《黑与白》和一家相关出版社。而此时的斯蒂格·拉森,则是一个年轻的穷记者,他来自远离世界的瑞典北部,那儿的人们生活得很孤独,但却出产了瑞典最多的犯罪作家,出身并不富裕的拉森从小便沉浸在幻想之中,他从12岁便开始写作,长大后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成为了瑞典通讯社的一名记者,不过却并不太成功。

  拉森在1995年创办了反种族主义杂志EXPO,有点类似“千禧年”系列中的杂志社《千禧年》,办了两年,杂志办不下去了。“拉森是我见过最没有钱的概念的人,他有项目、有梦想、会幻想,但却不知道一美元和一百万美元有什么区别,”巴克什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喜爱文字,却不喜欢数字的人。”

  当时还有点钱的巴克什向拉森伸出了手,在之后的几年中,他资助EXPO的运行,帮助拉森出版了两本和反新纳粹主义与女权保护相关的非虚构图书,和他一起站在反种族歧视的道路上。小说之外,拉森共写了6本非小说。

  死亡威胁来自现实

  上个月,联合国将瑞典评为世界第三位最佳适居国家。“所有人都以为瑞典是社会民主党天堂,但是它不是。”巴克什说,历史这道坎瑞典还没有过去。瑞典从未卷入二战,这直接影响了今天瑞典现实中的新纳粹主义。斯蒂格·拉森和巴克什的反种族斗争工作,让他们经常面临威胁。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几十份的信件,很多都是威胁信,”巴克什说,有的留言写着“斯蒂格先生,我们买了新的手枪,准备来杀你了。”有的送上一个纳粹符号,附上一句话“24小时内,你等死吧”。一开始威胁信只是写给拉森的,后来就写成了“斯蒂格先生和巴克什先生”。时间长了,他们都将之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巴克什从不回信,拉森却每封信都要回,常常回复“我理解你为什么要杀我,但我必须向你解释……”很多新纳粹分子都是20岁以下的人,还真的被拉森改变了。

  然而,1999年,巴克什的家中射入了一颗子弹,拉森非常地难受,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他,巴克什也不会受到威胁,不过他自己家中遇到这样的事则再平常不过了。“我建议他寻求警方的帮助,或找保镖,或者出去休假一下,但他都拒绝了,他说,如果我去了旅店而不是自己的家,等于是向新纳粹主义妥协,等于他们赢得了战争,而我输了。”

  拉森的住址和电话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他说他有自己的安保措施,那就是每天乘公车回来提前一站下来,可以观察周围的情况。”

  在拉森的小说中,《千禧年》杂志社和主角也面临同样的威胁,可见是基于真实的生活经历之上。

  女性形象集合的“罗宋汤”

  “千禧年”是一本关于女性压迫的犯罪小说,和很多同类作品中长着胡子,顶着大肚子的侦探形象不同,书中真正的侦探是一个戴着无数耳环,刺着大块文身的双性恋女骇客萨兰德。拉森为什么要写女性?他曾经告诉巴克什,有三个女性影响了他,一个是将他养大的祖母,一个是他母亲———她在瑞典北部率先推动女权主义运动。她也很早就去世了,某种程度上,拉森的书继承了他母亲的斗争。

  第三个女性是一个陌生人。15岁时,拉森在大街上目睹了一场强奸犯罪,但没有进行阻止。后来,他在大街上偶然见到了这个女孩,他上前愧疚地对她说:对不起,我没有帮助你。女孩回答道:我不会原谅你,你没有帮助我。“某种程度上,‘千禧年’也是对这个女孩的回答,告诉她,他并没有她想象得那么坏,希望能得到原谅。”

  男女不平等,妇女受迫害是瑞典社会的另一大现实问题。拉森在写“千禧年”之前,做了整整八年的调查。

  “没有萨兰德具体的原型,她的特点是很多人的集合,”巴克什说,“他像做罗宋汤一样,把现实中的内容都放进故事中。”很多人以为书中男主角的形象来自作者本人,但巴克什宁可认为作者将自己更多放在了萨兰德身上。”

  三本书系列像三餐

  巴克什认为那些将书中的犯罪情节和拉森之死联系在一起的阴谋论纯粹是臆想。去世前一周,拉森特别地高兴,他的书终于要出版,他整天说自己要富起来了。2004年,拉森突然心脏病去世,巴克什是第一个见到他尸体的人之一,“他看上去很平静安详”,“他死之后出名了,但他在世时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

  为什么拉森的小说会从众多北欧犯罪作品中脱颖而出,巴克什认为除了主角设定十分特别之外,书的精心策划的结构是很重要的原因。“三本书,第一本是关于男人对女人的个人压迫,第二本是犯罪机构对女性的压迫,第三本是关于女人被压迫时,国家是如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换个比喻,这三本书,分别是早餐、中餐和晚餐。“我的书是晚餐后的咖啡吧。”巴什克笑道。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相关推荐
再见了,我的第一个警犬朋友
新京号
还好有朋友愈合我的创伤:毕肖普的朋友圈
文化
车机开屏广告引争议,深蓝汽车邓承浩道歉称将优化流程
汽车
北京朝阳百余名青年共赴公益交友之约
北京
一条断腿、一副拐杖,站在雪山之巅
时事
法治大兴,邀您携手——
新京号
“天工”机器人现场幽默回应半马夺冠:我的档期更满了
财经
京和手拉手 童心永相连——海幼北京援疆教师的和田故事(三)
新京号
对话曾留学北京的瑞士导演:电影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对方
国际
母爱是否有“标准答案”?
新京号

新京报报料邮箱:67106710@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