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科学历程刚开始时一点也不迷人。”面对坐在中国科技馆新馆内的观众，瑞士物理学家罗勒说。这场演讲以“从爱因斯坦到纳米技术”为题。罗勒提及爱因斯坦并不偶然，他们其实是校友，都毕业于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物理系。

　　上世纪60年代，罗勒和同事发明了“扫描隧道显微镜”。这是一种全新的设备，他们因此获得了诺奖。因为对科学设备的贡献而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并不多，而工作单位是在一个公司的科学家获奖的则更罕见。

　　在此之前，人类始终缺乏能观察原子的设备。“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克就因此质疑———你真正见过原子吗？”罗勒说。而他所做的就是通过只有10纳米厚、对于电子来说几乎是透明的绝缘体，制成了让电流在两个电极之间导通的扫描隧道显微镜（STM）。通过它可以看到放大2000万倍之后的原子。“原子的大小相当于瑞士马特洪峰上的沙粒的顶尖。”罗勒说，而这个显微镜，就像是把马特洪峰倒了过来。

　　STM设备让人们第一次可以看到原子的形貌。因为这个显微镜非常之小，它还被带到了火星上探测火星土壤。罗勒65岁生日那天，他的朋友送给他一张照片。他们借助STM在原子上写下了祝福：“生日快乐，罗勒”。

　　STM的出现，直接影响了物理学、材料科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现在，人类看世界，可以从纳米层面出发，这改变了一切。罗勒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和“小”有关。如今，年过七旬的他说话已经有了很多哲学味:“小，决定大。”

　　学习历程

　　拉丁语更吸引女孩

　　新京报：从你在诺贝尔得奖自传中可见，你最初是学习古典学的，后来怎么成了物理学家？

　　罗勒：我最初的兴趣是古典语言和自然科学。中学时代是一个比较浪漫的阶段，我总觉得学拉丁语比学数学更容易吸引女孩子。不过当我去了大学，得决定该学什么时，我没法想象我今后每天教拉丁语这样的生活，于是决定从事物理学研究。

　　新京报：你就学的苏黎世联邦技术学院（ETH）是世界顶级的研究机构，曾经培育过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爱因斯坦。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研究所吗？

　　罗勒：我是1951年进那个大学的。当时我们系很小。我们现在的物理系有几百个学生了，这点改变了很多。不过，或许现在的物理更难学，因为知识爆炸，更新太快，必须记住更多的东西。然而知识让你更聪明吗？知识本身并没有什么帮助，知识甚至可能会阻碍创新。当然没有知识不好，但太多的知识并不帮助创新。

　　新京报：你怎么意识到这点的？

　　罗勒：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觉得你没法做这件事，那只是因为你的知识告诉你没法做，但事实上如果你去尝试了，可能就能成功。我并非说知识是错的，但是对它的解释可能是错的：以为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除非你能证明它没法实现。但事实上，这些证明可能很有问题，证明本身可能就是错的。知识没什么帮助，只能给你一些洞察力，有人说是智慧。艾略特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是这么结尾的：“智慧迷失在知识中，知识迷失在信息中。”（《岩石》）而现在我会加上一句话“比特中啊，我们沉沦的信息在哪里？”（笑）

　　新京报：ETH教会你了独立思考？

　　罗勒：ETH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帮助学生自己选择，独立思考。但关键还在学生本人。

　　你得坚持你的选择，不要做太多的改变。ETH有很多好的学生，但他们决定不好研究方向。我自己最初也曾在数学和物理之间徘徊，但还是坚定了我研究物理的方向，一直没有改。

　　强调创新

　　为了去踢球，中断记者会

　　新京报：你在IBM公司工作了40年，作为一名科学家，你如何保持研究的独立性？

　　罗勒：在科研投入中，10%属于研究，90%属于发展。IBM很聪明，它给了科学家足够的自由，只要他们足够聪明。当时IBM的口号是“对IBM有用，或者必须是第一流的科学”。不过这个口号现在改变了一点，现在我知道它是“必须对IBM未来有用，而科学是IBM未来的一部分”。

　　科学是所有发展的基础。但科学必须有足够的自由。这点总是被人遗忘，尤其是政客。老科学家也总是忘记这点，喜欢告诫年轻科学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科研投资者也是科学家，总是忘记这点。

　　新京报：按照你的意思，在过去，公司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更大。而现在，工业让科研变得更为实际吗？

　　罗勒：是的。现在我们谈全球化，在很多人看来，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在科学中，竞争是最糟的事情。科学家必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应该和别人竞争。科学家现在更多地为工业做事，要立即出成果。这不是科学的宗旨，科学的宗旨是打开新的大门，发展更好的科学。

　　新京报：你在1981年和宾宁一起发明了STM，为纳米研究扫清了道路。此前，有人对你说这事是不可能的吗？

　　罗勒：没有，我们没和任何人说（笑）。我们只有在做出来之后才不断听到别人惊讶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发明STM一两年后，还有人试图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太奇妙了。但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做出来了。

　　这事在IBM是可能发生的。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在做什么，只有在做出来之后才告诉别人。这是美国科学的问题所在：工作还没做，就已经有很多承诺，一旦你开始承诺，你总是有一个期盼，催着你做容易出成果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看起来疯狂的事情。

　　新京报：获得诺奖那天你在做什么？

　　罗勒：我那天12点钟接到斯德哥尔摩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

　　那天，IBM搞了很大的庆功午餐。200个人的实验室，一个个过来庆祝，然后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视频记者大会。我还记得6点时，主持人说，我们得停止这个会了，两位先生有很重要的事———你知道是什么事吗？我们必须去踢球了。那晚很美妙。

　　反对竞争

　　竞争中，你只会关注别人

　　新京报：你认为竞争是有害的，这是很罕见的观点。

　　罗勒：竞争对所有人都不好。在竞争中，你只会关注别人的事情。想做得更好并不代表你能做好。创新并不来自和已经存在的东西竞争，创新意味着寻找新的东西。比如说电子显微镜，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清晰度，比光学显微镜的效果要好很多。但最初发明电子显微镜的人，必须花好多年才能得到一张模糊的照片，所以一开始它并不比光学显微镜更好，反而更糟。所以当时几乎所有人关注的都是怎么提高光学显微镜的放大率。很多年后，电子显微镜的优势才显现出来。

　　新京报：这个想法和很多其他的科学家不同。

　　罗勒：我知道，我现在谈反对竞争的话，美国人听到都会气爆了，因为那儿人人都在谈论竞争。欧洲科学家在承诺某事方面更慢一点。当人们问我，你在IBM是怎么保持独立的，我总是说，我是“为结果而研究的”。美国式的“为结果而研究”和欧洲式不一样。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会想：“如果我可以做这事，它会发生什么改变？”之后再想第二个问题：“我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会问和“科学益处”有关的第三个问题：这是符合伦理的吗？这是可持续的吗？是对环境友好的吗？我并非说这些问题有着轻重之分，每步都很重要，但我的意思是，这些问题的提出有一个先后顺序。

　　新京报：你可以从你自己的经验出发来阐述你这些观点吗？

　　罗勒：我们当时就认为，我们应该解决（纳米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在最初的两个月，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甚至想，是否需要购买很贵的设备。但如果我们可以买很贵的设备，其他人也可以买很贵的设备。这个方法不对，所以我们想，应该寻找不同的方法，寻找和现有设备不同的设备，后来我们就发明了STM。

　　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