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按照历史课本的描述，和这场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意象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是一个古老帝国沦陷的开始，更是中国近代史的被动开端。而在另一种历史叙事当中，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当然，在更大众的认识当中，近代史或现代化都是过于遥远的话题，鸦片战争之所以被记忆，是因为香港的割让，因为租界的诞生，更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圆明园国耻。

　　今年是鸦片战争170周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火烧圆明园150周年。站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回望，因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国耻家恨，似乎都已经成了往事，在西方关于“中美国”和“中国征服世界”之类的想像当中我们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一极。

　　自鸦片战争以来，170年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几经反复，几经坎坷。因此在170年后回望鸦片战争，也就别有意义：170年来，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又错失了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报《书评周刊》上周刊出专题“重读鸦片战争”，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本周，我们将继续刊发朱维铮、钟叔河、陈方正等学者从各个不同领域出发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思。

　　朱维铮，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朱维铮教授熟稔史料，治学基础坚实，视野闳阔。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史学史，以及近现代史方面均具有深入研究，著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与《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著作。

　　图/CFP

　　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当时是东方文明的先进国家

　　新京报：关于鸦片战争，习惯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朱维铮：其实中国国门从来没有封闭过。不过就是到了乾隆的时候，把南方的其他几个口岸给封锁掉了，只开广州一个口岸。什么时候关掉过，不过就是开的门缝太小就是了。

　　新京报：门缝太小，所以不大能满足英国人的需求？

　　朱维铮：不只是英国人，当时在广州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人。那时候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体，GDP主要来自农业和手工业，尽管非常高，可是从中国本身讲起来，它还没有融入到世界的这个体系中间去。后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就变成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你想关门也关不了了。

　　新京报：说到鸦片战争之败，很多人归结为“落后就要挨打”，你怎么看这一点？

　　朱维铮：这不符合事实。从经济方面来看，鸦片战争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从体制上来看，欧洲刚刚改制不久，他们也未必显得很强，中国为什么失败，恐怕不能够单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的教科书只讲欧洲那时候如何先进，而不讲中国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停滞下来，像这种问题我想恐怕都得探讨一下。我对于近代中国的看法，不赞成从鸦片战争考察起，我赞成从明清，也就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一段考察。

　　新京报：我看到你有一个观点，说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国的政治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比较停滞的状况。

　　朱维铮：对，它的体制腐败是一回事，经济发展又是一回事。当时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穷，我是不赞成唯GDP主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拿GDP来衡量。那么经济合作组织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里面肯定，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超过了西欧，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十二国的总和。所以说中国落后，要具体分析。

　　我们可能打赢鸦片战争？

　　历史研究不接受假设

　　新京报：现在的学者在论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里很矛盾。有人分析，即使清朝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也打不赢，另一方面谈到具体战争过程的时候，又说到如果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

　　朱维铮：我想历史不能够放在假设上头，因为中国失败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问题不是打赢不打赢，问题是要分析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上面不落后，文明程度也不见得落后，却为什么输了，我想这个问题倒是需要我们研究近代或者是研究清史仔细考察的。历史问题不能够建设在假设的基础上，你只能够讲事实。比如说是谁最先睁眼看世界，我非常讨厌这个命题，因为在以前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人算不算睁眼看世界的人？包括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把传教士弄到宫廷里面去学数学，在学数学的时候，也跟他们谈论世界状况，并且他跟俄国谈判的时候，就派传教士跟着去，他是不是闭着眼睛看世界呢？这些人搞所谓近代的，1840年划一条线，然后1840年以前他就不管了，只管1840年以后，像这种研究方法我非常不赞成。

　　新京报：另外我觉得鸦片战争里面潜在的一个因素，有一点就是中国的礼法，儒家那一套东西，很大程度上成为阻隔中国对外交往的严重障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维铮：这个看法过去已经有人提了，美国费正清学派一位女士芮玛丽写了一本《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归根到底没有抛弃传统的儒家。这本书翻译过来了以后，很多人只注意同治有过一个中兴，没有注意这本书的结论，它说所谓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本跟世界的趋势背道而驰。

　　另外费正清讲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从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里面，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新京报：这个说法很严厉。

　　朱维铮：对，他说康熙给官吏的薪水低，你可以贪污，政府可以不太计较，后来雍正觉得不对，既然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把它体制化呢，所以他规定了养廉制度，就是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火耗。当时因为把铜钱变成银子，银子要火耗，由各个省来规定火耗，然后从总督巡抚开始，一直到底下的县太爷，大家按照等级来瓜分，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我们现在做清史的人，对待这些问题好像有意忽视或者是见怪不怪。清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学支配的社会，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问题。

　　（下转C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