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
　　
　　今年的高考集体舞弊，第一个落点是贵州松桃。不法分子利用学生组织多个作弊小组，他们事先安排好的考生，将无线纽扣高清摄像机带入考场，在偷拍试题后通过无线电设备将试题图片传输到考场外。考场外专门负责做题的人再将答案通过无线电信号传输到考生带进考场的专用尺子、橡皮和无线电耳机上，有的学生也直接通过手机接收。（据6月9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预料之中的新闻，每一年都在重复。到现在，高考舞弊已彻底进入高科技时代，组织更加缜密细致，作弊团伙躲避追踪的能力越来越强。事实上，中国青年报记者也直接采访到一些“作弊成功”的考生，这不是孤证，而且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近年来发生在这些地区的高考集体舞弊案，都越来越有规模化、产业化的趋势，而且其中包含着权力腐败与监守自盗的共同特点。比如，在贵州松桃，用手机作弊成功的考生称，“学校要照顾升学率”也是他们躲过追查的原因。学校升学率高了，教育部门的“政绩”自然也就上去了，他们也就自然而然成为高考舞弊的受益者。
　　
　　现在，有关高考集体舞弊的“产业链”也已越来越清晰了，从设备开发到人力援助，从市场兜售到权力公关，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考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环节而已。
　　
　　从这些频繁发生的高考集体舞弊来看，一些地方的资本与权力通过联姻，已经拥有一种可以突破相关监管的力量了。如果不能迅速遏止这种现象，高考公平将受到更大的伤害。
　　
　　□单士兵（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