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帖

　　在汶川地震发生两周年的这一天里，灾难又一次降临，7个孩子死于狂徒的屠刀之下，20余名孩子受伤。我已经没有勇气去罗列这是近期的第几起案例，但是，总共有多少孩子死于刀下，他们的名字是什么，这是应当被公布的，也是应当铭记的。

　　我们是孩子们的罪人，历史在这一刻停滞，我们应当扪心自问：人，这一据说唯一拥有思维能力的物种，究竟是怎么了？是什么使那些凶手从人走向了疯魔？

　　如果说在天灾面前，人类总是无力的，那么，在人为的灾难面前，受害者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是弱小无辜的孩子，这个被成年人主宰的社会，究竟能够有怎样的力量，阻止这种恐怖的仇恨的蔓延？

　　获普利策提名奖的记者和科技作家小拉什·多兹尔在其写作的《仇恨的本质》一书中指出，21世纪的问题就是仇恨的问题。但愿这是危言耸听，却肯定不是多余的警醒。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一个事实：个人恐怖主义的确存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个体产生如此恐怖的能量，进而杀戮无辜呢？现代神经科学和行为生物学的研究认为：强烈的破坏和自我毁灭的倾向似乎是经由进化而植根于人脑中的。但是，究竟是怎样的因素让这种毁灭性的倾向经由大脑的指挥而成为行动呢？这一跨越的过程中，变异了的人性在个体身上曾经散发过怎样的信号？那些信号是否被我们广泛地忽略了？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中国人对心灵的灾难普遍估计不足，甚至有逃避之嫌。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通过对中国历时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不少中国人似乎更愿意承认自己“神经衰弱”而不敢触及心理障碍、人格偏执障碍等其他精神疾病或性格偏差，似乎将“神经衰弱”视为一种躯体化的生理疾病而非心理疾病。而心理疾病———即便仅仅是性格障碍也会在大众文化中被解读为精神病（大众口中的“精神病”不是“精神疾病”，而是“精神分裂”，是俗语“疯子”，更极端的案例是将上访者的性格偏执解读为“精神病”而直接关进精神病院）。

　　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中，不排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那些各式各样或因际遇或因个人能力而衍生的心理疾病、人格偏执、精神障碍等等，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由于我们对此类问题认知上、观念上的局限、内在良知的缺失以及人性上的自私。

　　回到近期发生的杀童案的凶手个体身上，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他们曾经发出怎样的信号？他们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的家人是否存在着对他们的无私的爱的匮乏甚至功利的嫌弃和排斥？他们早年的经历是否有过各种精神损失和心理创伤，未被充分认识和干预？充分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审慎地进入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内心世界，检讨我们整个社会在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心灵问题上的偏见和无知，以及对于“心灵”可能变成“心魔”乃至灾难的毫无防备。

　　□彭晓芸（凤凰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