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围观

　　两千多年前，楚国的叶公向游历至此的孔子介绍当地法制建设成就：“我们这里有位守法模范，他的父亲偷羊，他向有司进行了举报。”当时被视为蛮夷的楚国正迅速崛起，所行的是列国中最严苛的刑罚，顺手牵羊是可能被判处极刑的，那位先进人物是把亲爹豁出去了。孔子答道：“我们那里对道德的理解略有不同，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余以为这才是道德。”彼时，鲁国是老牌礼仪之邦，施法较为宽仁。两种观念交锋，儒家肯记述下来，大概是认为自己胜利了。孔子这种父子应当高调相隐的准法盲观点，逐渐被奉为天经地义，直到化作二十四孝。论法律觉悟，他可是大大不如满文军。

　　朱熹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也就是说，亲亲相隐是一种人类情感的本能，遵循这一本能，即使技术上违反了法律的某种规定，也是非常具有超越性的道德。孟子还拧巴地设想过，假如父亲犯法，儿子是执法者，应该先判父亲有罪，是为尽忠，然后再半夜把父亲偷出来去隐居，是为尽孝。

　　韩非子又记载：有个鲁国军人先后三次临阵脱逃，孔子讯问他时，他回答说：“家有老父，我死了便无人奉养。”孔子因为他的孝道而举荐他为官。此事很多儒家信徒认为不可信，是法家编出来糟践人的。逃兵行为属于不忠不义，比偷东西棘手得多。程颐就认为：要留在家里尽孝道，就压根不该去冒死，哪里有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的危急时刻，才拍脑门子想起来自己还有爹，把同伴和职守丢下跑路的？孔子忘了一条：但凡鸡鸣狗盗之徒的哀告，嘴上虽然以家中父母乞怜，心里挂念的难保不是二奶。

　　如今，亲亲相隐也并非过时糟粕。多数文明程度高的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的国家，嫌犯的亲属都有拒绝作不利证明的权利，区别只是亲属范围的大小。倒是法家主张的废弃情感，以法律为刀俎，人人都做威权下的螺丝钉的意图非常可疑。

　　我们过去也鼓吹为了事业放弃家庭，为了法律不徇私情，远到逮谁铡谁的包公，近到报上的先进英模。有的体验过于极端，简直血丝呼啦。几十年前所谓的“划清界限”，儿女忽然给父母开批判会乃至大打出手。不只是孩子，为人父母也有心硬的，我从一本纪实小说上读到：儿子做了右派，从西北劳改农场写信向家里索要吃的，快饿死之际只接到高级知识分子父亲薄薄的一页信，要他好好改造，争取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死人。如果只做个普通人，既不上新闻又不戴大红花，可以不必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吧？□贾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