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象万千

　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权力运用的边界含糊，由此留下了极大的运作空间，也产生了极大的灰色利益空间。

　清代康熙年间，有一位著名清官叫陈瑸。陈瑸出任巡抚，到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问他官俸是否够用，陈瑸回答说：“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人所以贪取，皆为用不足。臣初任知县，即不至穷苦，不取一钱，亦自足用。”陈瑸认为贪污一文铜钱，与贪污千百万两银子没差别，贪一文钱也是贪污，所以他的清官标准是：“必一钱不取，方可谓之清廉。”

　康熙的清官标准与陈瑸不大一样。康熙曾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这就是说，在康熙眼中，所谓“廉吏”，并不一定是“一文不取”的，像陈瑸那样“一文不取”固然算是清官（“清廉中之卓绝者”），但不能坚持这一原则的，也可以算清官。

　康熙时代还有数位有名的清官，如张鹏翮、张伯行等人。康熙知道张鹏翮收过礼，并曾在圣旨中公开指出来，显然那是官场中众所周知的事实。张伯行家里有钱，做官是家里贴钱，他平时可以不贪污，但此公喜好刻书，这些刻书的钱是不是都是自己掏腰包就不得而知了。康熙显然知道有时是有人赞助的，这些赞助的钱算什么性质，康熙认为没有必要追究。

　张鹏翮和张伯行都是康熙时代有名的清官，康熙认可，官场认可，民间也认可，但他们并非“一文不取”。按陈瑸的标准，张鹏翮和张伯行不能算清官，但同时代的人却一致认为他们是清官。这就不免让人疑惑：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清官？

　陈瑸的标准显然是高标准。陈瑸拜见康熙后退出，康熙望着他的背影说：“此苦行老僧也！”陈瑸的“苦行僧”生活，一般官员难以承受。史载其“服御俭素，自奉惟草具粗粝”，平时生活俭朴倒也罢了，在外做官不带家属，二十余年独身，却有悖常情。

　清代官员一般都是奴仆成群，公事则有师爷帮忙处理。陈瑸则是“未尝延幕僚，案牍胥自任，仆从一二人”，既不请师爷，仆人也只有一两个，这在清代非常少见。海瑞是比陈瑸更有名的清官，死的时候身边也有两个小妾、四个仆人。海瑞的生活已经被看作是过于“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而陈瑸“苦行”更甚于海瑞。

　从秦汉到明清历时两千余年，广为人知的清官不过包拯、海瑞等数位。像包拯、海瑞、陈瑸这样的清官非常少，只能当作道德楷模顶礼膜拜，而难以作为典型推广。

　相比之下，康熙的标准可以说是人性化的标准。张鹏翮是清官，他收了一点法定收入之外的财物，这不足以证明其是贪官。张伯行有点文人好名的习性，人家赞助他刻几部书也没什么。因此，关键不在是否“一文不取”，也不在是否要清贫得为“寒士所不能堪”，而在于不滥用权力，不以权力谋私。

　然而，如果认同康熙的清官标准，则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区分罪与非罪？既然收受法定收入之外的财物、接受他人的出版赞助仍然可以算是清官，何者该取何者不该取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谁是清官谁是贪官就难以分辨，谁该受处罚谁不该受处罚就没有明确标准。如此，还有谁愿坚持“一文不取”的原则，被人作为异类对待？显然，这对杜绝腐败不利。

　但如果坚持陈瑸的清官标准，认定“妄取一钱”即为腐败，腐败是否就会受到抑制呢？估计情况也不乐观，因为这种高标准实际上不可执行。在清代，像张鹏翮、张伯行那样收受一点财物、接受一点赞助在官场随处可见，道光皇帝曾慨叹其“名为例禁，其实无人不取，无地不然”，以自己皇帝之威权，整顿都无从着手，他要靠官员们给他撑住江山，总不能把他们全部革除掉。

　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权力运用的边界含糊，由此留下了极大的运作空间，也产生了极大的灰色利益空间。存在这样的空间，像陈瑸那样的清官必然是极少数，像张鹏翮、张伯行那样的清官也不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