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据《法制晚报》报道，花旗私人银行日前公布的《2010财富报告》指出，身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为世界贡献了34.3万名“合格富豪”，数量排名全球第四。

　所谓“合格”，是因为拥有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高净资产人士才能进入花旗的“法眼”，在这个标准下，来自京沪深穗等城市、拥有多套住宅而“被富豪”的人群数量就被忽略了。笔者估计，如果放宽准入门槛，以绝对资产额来作统计标准，我国的“交椅”位次当还能向前挪挪，拿下美国可能略有困难，但超越英、日当无问题。

　不过也要指出，这是富豪榜，不是穷人榜。虽然国家的GDP和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但是从人均角度看，我们的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实是比较落后的。按照去年的总量口径看，我国人均GDP只有约3600美元，排位在世界一百位之后，大体上，只相当于世界人均GDP水平（8000美元）的44%，连世界人均的一半都不到。更不要说和发达国家人均40000美元去比较，连别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可见，富豪愈多，以收入分配调整促动公平正义的工作也亟待全面提上日程。

　不过，对我国而言，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却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

　早先，曾尝试过对高收入人群征收超额累进制的所得税，后来，又尝试过向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但从效果上看，随着富人们避税手段的增多，针对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的加税策略，已显现容易伤及广大中间层的问题。而转移支付的力度、结构更难以把握，使得效果不一、惠及面也相对有限。

　因此，今后再行推进收入分配调整、实现总理所说的“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不妨纳入一些新思维。

　一是不能再搞“劫富济贫”。和谐社会不能是一个“仇富”的社会，让富人感到安全，安心创富，对于实现经济增长、“做大蛋糕”，并为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方式提供支点，是充分且必要的条件。但是，考虑到现实条件，当收入、所得的税收征缴不足以遏制贫富分化的时候，应该考虑尽早以对实物资产、遗留和赠与资产征税等新的方式，解决富者愈富现象，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化解富人通过资产代际转移，可能造成新一轮的社会不公平时，所采取的较为通行的方式。

　二是要通过正常途径让穷人建立可持续的“脱贫机制”。这就需要进一步增加学习、就业等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公平性、透明度，甚至不妨取法某些发达国家针对少数族群的扶持策略，给穷人、弱势群体更多的机会，把资源向他们进行适度的倾斜。只有在承认人的起点差别的同时，力保过程公平的底线，才有可能让公众坦然接受结果差异的合理性。

　三是要尽快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体系。在富豪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力保穷人不能变得更穷，穷人不能变得更多，穷人的比例不能变得更大。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保障机制决定了社会安全的厚度，决定了穷人是否能够活得更安心、更有尊严。在此，不妨考虑将征收的资产物业税、巨额财产税等税收收入按比例直接切分给民政部门、社保基金，用于改善低收入群体处境和退休人群待遇，甚至不妨建立专项基金，为弱势群体提供大病医疗救助保障。

　只有穷人安心，才有富人舒适的生存空间，否则所谓富裕，只是数字，绝不包括惬意的心态。

　□沈洪溥（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