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在此次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增设“危险驾驶罪”。他说，目前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行为最严重的处罚也就只行政拘留十五天，不足以震慑酒后驾车等危险驾车行为的发生。

　“醉驾、飙车等应入罪”

　施杰说，他办理孙伟铭案子过程中，觉得有必要对醉酒等危险驾车行为要有相关的法律予以约束。现在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其中对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行为最严重的处罚也就只行政拘留十五天。对其界定只是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罪。

　其实飙车、醉酒驾车、无证驾驶这种危险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对他人生命伤害危害非常大，对于这种行为本身，就应该入罪。

　“设该罪名可保护行人”

　施杰表示，就在孙伟铭案（醉酒驾车致4死1伤）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全国进行了酒后驾车的专项整治行动，在这种高压势头下，酒后驾车致人死亡的事还在发生。他觉得对于酒后违法行为的力度太轻，不足以震慑酒后驾车等危险驾车行为的发生。只有等危害结果出现，才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

　他说，提出“危险驾驶罪”就是要由结果犯罪，提前到行为本身犯罪，可以根据刑法设定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更好地震慑和防范有可能喝酒以后去开车的人。提出设这个罪名，不在于更严厉地打击，而在于警示和威慑，以保护行为人本身。行为人不敢再在酒后驾车，他的亲朋好友也会劝阻他，这样才能更好地从根本上减少乃至遏制危险驾车行为本身。仅仅靠执法人员的劝告和专项整治行动，不能形成有效的长期机制。

　对话

　治醉驾需用重典

　新京报：为醉驾专门设置一个罪名，会不会导致罪名泛滥？

　施杰：我国刑法罪名设定并不泛滥，有些罪名设定过于原则或过于狭窄。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我国传统的“酒文化”这种特殊性，如果不从法律上对这种行为给予严厉的制裁和警示，酒后驾车可能性越来越大。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对酒驾处罚轻了，那你为什么还会认为孙伟铭的二审判决（被认定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刑无期）重了？

　施杰：我认为，孙伟铭的行为适用交通肇事罪。

　社会公众以为，仅仅以“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年限给他判处7年，不足以对他所引发的事故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个人推测，最终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受民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