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野生生物卫士”曲树清谈自然保护区的反盗猎工作

　近日，第二届“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在京颁奖，内蒙古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被授予“杰出卫士奖”。记者采访了专程来京领奖的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曲树清。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北邻俄罗斯，南与蒙古国相接。1994年，中、俄、蒙三国签订协议，把达赉湖自然保护区、蒙古国达乌尔自然保护区和俄罗斯联邦达乌尔斯克自然保护区结合起来，成立“CMR达乌尔国际自然保护区”。这是当时我国第一个跨国界的自然保护区。

　1 野生生物是“无言物”

　新京报：你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曲树清：我原来在海拉尔市公安局，后来因为干部交流到了呼伦贝尔市达赉湖公安分局。我从2005年8月开始从事保卫生态环境的工作。原先在地方公安机关，我主要是保卫个体的安全和利益，而现在保卫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责任更重大。

　新京报：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和做刑警有什么区别？

　曲树清：野生生物在我们警察来说都是“无言物”，受到伤害不会报案。等你发现了往往已经不是活体了。这时候再调查、取证已经于事无补。所以，保护野生动物一定要提前预防，不让案件发生，不然保护无从谈起。

　新京报：你对生物的知识是自学的吗？

　曲树清：我以前从事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后来到了保护区之后自学生物学知识。我当然不会像专家学者那么深入，但基本常识还有，像大雁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时候产卵，这我都知道，知道这些才谈得上保护它们。我平常经常看相关的报刊书籍，比如狼是咋回事，狐狸是咋回事，鲤鱼、鲇鱼咋回事，大鸨是咋回事，雪鸮是哪来的……

　新京报：这次还有森林警察获得了“边境野生生物卫士”的表彰。你们职责一样吗？

　曲树清：我们的职责和森林警察有些相似，只是隶属关系不同。

　2 不同季节，不同重点

　新京报：那普通人能在里面进行什么活动吗？还是什么都不允许？

　曲树清：保护区就是要限制人类活动。保护区有核心区，不让外人进入。它的外面是缓冲区，可以有一些人类活动。

　新京报：一般人想要进入保护区，要办什么手续？

　曲树清：需要申报，我们保护区有管理站，下面有执法机关。你要想进去从事生产、生活活动，或旅游，都要报告的。但保护区没有围墙，所以难免会有人到里面进行采药、捕鱼、捕鸟、捡鸟蛋之类的破坏活动。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累的。我们的保护区有7400平方千米，干警只有60多人，一线只有三四十人，一个人要管200多平方千米。

　新京报：你们怎么工作？

　曲树清：我们的巡逻分季节，比如在五六月份鸟开始孵蛋，就要在特定区域加大保护力度，不让人掏鸟蛋。七八月份采草药的人特别多，如果让他们随便采，草原就被挖坏了。到了12月份，湖面刚冻上，打鱼的比较多，我们会协调鱼政、环保部门对鱼类进行保护。我们还会在重要的路段设置电子监控设备，更重要的是还要依靠当地牧民举报。因为野外人烟很少，所以外来者很容易被发现，牧民就会向我们举报。我们还建立了大篷车式的“匪警110”。车上能做饭，能住宿，有对讲机，湖里有艇，岸边有车，重点地段有大篷车，就形成了一个网络体系。

　新京报：你感觉俄罗斯、蒙古国的自然保护工作有什么特色呢？

　曲树清：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人太少，所以他们的保护基本处于“自然状态”。蒙古国的人民生活状态比较自然，所以生态保护非常好。

　3 不能“光靠强制手段”

　新京报：你负责管理的保护区里有很多蒙古族的牧民，据说牧民的环保工作做得比较好，是这样的吗？

　曲树清：这让我很感慨。我觉得世世代代在草原生活的蒙古牧民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先行者。他们必须要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不然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没有了。所以他们有很多让我很佩服的生活习惯，比如他们从来不在草原上乱扔垃圾，他们携带小炉子，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不像有些人在草地上挖坑生火，把草地挖得坑坑洼洼的。

　新京报：你们的执法过程中是否发生过观念的碰撞？比如说有人认为野外的东西，我想拿走就拿走？

　曲树清：2005年之前，保护区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渔业公司获得国家批准，可以有限量地捕鱼。但当地居民私捕、强捕、群捕鱼类的现象相当严重。发生过渔业公司和当地老百姓上百人对峙的局面。从2002年到2004年，我们保护区里曾经连续发生这种群体性事件。从1991年到2005年，也曾发生过多起强取自然资源的群众和公安干警对峙，甚至非法拘禁、殴打公安干警的事件。发生这种情况，第一是我们执法不到位；第二是我们的教育不到位。要从深处找原因，不能总怨老百姓。

　2005年，我们开展了多部门的联保联动。群体性事件就再没发生过。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宣传、教育、引导和打击、处理，大多数老百姓都知道了保护区里的生物是国家资源，要可持续地利用。我们最后还要依靠这些老百姓，保护资源人人有责，光靠强制手段是达不到最佳效果的。

　4 保护大宗动物更重要

　新京报：你有什么特别喜爱的动物吗？

　曲树清：小时候喜欢猫、狗，还喜欢养鸟，也到山上网过鸟。现在从事保护工作之后，觉得自己之前缺乏保护动物的意识。现在我认为要把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结合起来，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对它们要同等看待。我们的文化很讲究“节制”，已经有几千年了，为什么现在就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去破坏环境了呢？

　新京报：偷捕这些鸟的人是要吃它们吗？

　曲树清：有些是杀来吃肉，有些是做观赏鸟。蒙古百灵就是在草原上做个窝，所以有人去捡它的幼雏拿去卖，倒卖到内地当宠物，一对蒙古百灵可以卖500到1000元。

　新京报：蒙古百灵是保护动物吗？

　曲树清：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过保护级别并不是重点。我认为越是大宗的动物，就越应该保护，因为它在食物链当中的作用很关键。濒危动物当然要保护，但是个别濒危动物对生态产生的作用比较小。而大的鸟类群，比如苍鹭、大雁、百灵，生态系统的作用就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的工作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变化吗？

　曲树清：在达赉湖自然保护区，现在你走到离鸟类几十米的地方，它不飞。从鸟对人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保护得怎么样。在我们的努力下，以前曾经在这里绝迹的雪鸮和大鸨现在都出现了。在保护区外也应当保护自然环境。我们要从保护区做起，但最高境界是处处都是保护区。

　采写/本报记者 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