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委托大学专家为自己“挑刺”，调查称英国“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难凝聚

　1月26日，在支持率低下的英国执政党工党急需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凝聚民心之际，由英国政府委托的一项调查却给工党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项由英国国家平等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指出，当前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大，已经超过了30年前，达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面对这一“自找”的麻烦，英国首相布朗称“令人警醒”。

　政府报告不谈“政绩”

　英国国家平等委员会完成的这份调查报告题为《英国经济不平等状况剖析》，这份报告一点没给执政多年的工党政府面子，没有政绩，只有问题，而面临大选的工党，目前正在为提振民心而挣扎。

　这份给政府挑刺的报告详细地分析了英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的现状，涉及的范围比英国以往进行的社会评估都大。

　这份报告指出，贫富状况与英国人的一生都息息相关。贫富差距过大导致许多英国人无法在社会财富阶梯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没法居住在教育质量较好的地区，个人财富水平与购房能力、孩子享受较好学校教育的机会等等都存在联系，而到了晚年，个人财富水平与预期寿命也存在关系。

　报告指出，出身在贫穷的家庭和较低的社会阶层将会对儿童产生深刻的、终身性的负面影响，而这种不平等状况一代又一代地累积下来，导致不论从收入还是从职业上来看，英国的社会流动性都很差。这份报告说：“你的父母是什么人，这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更重要。

　这份报告称，一些现象令人担忧，例如社会阶层的差异可能在3岁的孩子中就已经开始。而这些差异在这些孩子成年后进一步被强化，尤其在考虑了种族、性别等因素之后。

　根据这份报告统计，那些获得免费学校餐食的男孩到16岁时，已有一半处在英国最底层的1/4人口中。而对那些家境较好、就读私立学校的男孩而言，其就业4年后的平均收入要比同龄人高8%。

　“权力阶层造就贫富差距”

　报告指出，英国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在老年人中显得尤为突出。根据这份报告，在55到64岁的人中，只有10%拥有住房，加上养老金等各种收入，这些人的个人财产还不到2.8万英镑，而与此同时，这个年龄段的人中则有另外10%的人的资产超过130万英镑。

　报告指出，英国人口中最富裕者占10%，其平均家庭财富为85.3万英镑以上，是最贫困人口家庭财富的100多倍。而英国白人的平均薪酬水平高于其他任何族裔的英国人。

　报告总结说，英国是欧洲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也是“世界上最为严重的”。

　“目前英国贫富差距的状况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报告说。

　报告也将矛头指向工党政府，报告认为，执政13年的英国工党政府未能弥合社会最贫困和最富裕阶层之间的巨大隔阂。

　“工党政府只是稍微减缓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最近10年，收入差距稍微有所改善，薪酬不平等状况在采取了一些措施后也有所缓解，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趋势并未得到扭转。”报告说。

　英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布伦丹·巴尔伯批评说，是“顶级富裕阶层和权力阶层”造就了当前的贫富差距。巴尔伯呼吁英国各个党派政治家必须应对这一报告提出的挑战。

　■ 反应

　首相布朗称“警醒”

　英国《卫报》评论称，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令执政13年的工党政府感到尴尬。不过这份报告也强调，上世纪80年代执政的保守党政府也有责任。但保守党发言人特蕾莎·梅称，有责任的应该是工党政府。她说：“在工党执政13年后，社会不平等状况恶化到二战以后最糟糕的水平，这令人震惊。”

　英国首相布朗则称报告“令人警醒”，“这一报告深刻说明，尽管过去10年我们采取了平衡社会不平等状况的系列措施，但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英国妇女和平等部长哈尔曼表示，政府需要“坚持和加强”过去13年来已经采取的缩短贫富差距的政策，“这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政府将作出更多努力增加社会流动性。”哈尔曼目前正在推动立法，以给予劳动阶层更好的职业机遇。

　中国社科院英国问题专家田德文表示，与欧洲国家相比，英国单亲家庭较多，存在着长期无工作阶层，他们生存状况较差。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通过扩大就业等措施，让最贫困阶层融入社会。

　■ 制度

　政府专设平等委员会

　英国国家平等委员会由10人组成，其成员均是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埃塞克斯大学、拉夫堡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英国知名院校的学者。委员会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翰·希尔斯领导。

　约翰·希尔斯教授对本报记者介绍说，2008年，应英国妇女和平等部长哈里特·哈尔曼的提议，英国政府在平等办公室下设立国家平等委员会。设立国家平等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各种经济收入分配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人们生活状况，并向政府提供应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建议。为了完成这份长达460页的报告，希尔斯等专家进行了为期16个月的研究。

　“社会不平等问题植根甚深，因此这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巨大挑战。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让决策者了解此前不知道的信息，以便其从根源着手。”希尔斯说。

　采写/本报记者 马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