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角落

　“民主为何可以专制，无论托氏还是梁氏，指的都是权力不受制约。君主与民主，都是权力范畴的概念。只要是权力，就有专制的可能，民主自不能例外。”

　四川两农民工因感冒被一车人表决下车，我用“民主的专制”这个概念加以剖析。文章发出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大都反对这个当年由梁启超提出的概念，认为是人为制造混乱和困惑。因为批评者坚持认为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怎么会有“民主的专制”呢。

　把民主与专制对立起来，是《新青年》以降的事。如果可以把时间往前推，或者，如果愿意读《新青年》前十年的文本，亦即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本，可以看到，无论是和清廷对立的立宪派，还是清廷内赞同立宪的廷臣疆吏，无不是用立宪（或宪政）的概念以与专制对立，正如用君主的概念与民主对立。君主与民主，或，宪政与专制，前者是国体范畴，后者是政体范畴。君主也好，民主也罢，它们都可以立宪，也都可以专制。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学ABC。然而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认知竟不及当时。

　当然，也有网友问我，“民主的专制”是否就是“多数的暴政”，答案是肯定的。梁启超是中国的托克维尔，他和托克维尔都去过美国，对美国都有独到的观察。梁启超虽然没读过托克维尔，但他的“民主的专制”与托克维尔的“多数的暴政”却堪称异曲同工。鉴于对我的批评中有对梁任公的不信任，以下我不妨用“多数的暴政”解释“民主的专制”。

　民主作为政治概念，指的是国家权力在人民手里，即人民主权。然而，在西方古代社会，统治权力既可以在一个人手里，也可以在少数人手里，还可以在多数人手里。以古希腊为例，城邦由一个人统治，这是君主政治。如果统治者是少数人，则可称贵族政治。如果由多数人实行城邦统治，就是所谓民主政治了。当时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等，大都是由多数人直接统治的民主政治。但，这三种政治形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无所谓好坏；或者说，它们都具有两面性，可好可坏。

　具体而言，一个人的统治，其统治要旨在于照顾整个城邦利益，这就是君主政体；反之，他只照顾统治者的一己之利，该政体则沦为僭主政治。同样，少数人统治如果不是为了全体，而只是为了少许富贵人的利益，贵族政治则沦为寡头政治。以此类推，多数人的统治如果不是为全体利益，而仅仅是以他们自己的穷人利益为依归，这就是平民政治乃至暴民政治。由此可见，三种政治形态，俱不必然为好，亦不必然为坏。

　专制也是政治概念，我们对专制的理解，即统治权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对象手里。这当然是专制的一种形态，但它更重要的形态，却是该权力因不受限制，而变成无限权威。在《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托氏的表述很清楚，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威所导致的暴政，既可以来自君主，也可以来自民主，包括来自贵族。这里，民主的暴政就是多数的暴政；因为民主一般做不到全体，往往表现为多数。

　在托氏那里，“多数的暴政”与“多数的专制”两者互用，后者即梁任公的“民主的专制”。托氏甚至认真比较了民主专制和君主专制的不同，指出“民主的共和制度不依靠物质力量进行专制”。如果说君主专制以迫害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民主的专制或共和专制却可以放过你的身体，而直接压制你的灵魂（即思想）。所以，托氏警告当时的美国人：“君主的专制政体已使专制为人们所不齿。我们可要警惕，别让民主共和国使专制死灰复燃。”

　民主为何可以专制，无论托氏还是梁氏，指的都是权力不受制约。君主与民主，都是权力范畴的概念。只要是权力，就有专制的可能，民主自不能例外。那么，如何革掉专制，梁任公认为民主是靠不住的，只能靠以立宪为开头、以法治为诉求的宪政。所以，以他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清末掀起了颇为壮观的宪政运动，可惜功败垂成。切换到托克维尔那里，他所指的不受限制的无限权威，就是不受法律限制。因此，他紧接着说：只要有这种无限权威的地方，哪怕是民主的无限权威，他都要“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惟有法治，才能有效地制约权力。

　所以，在指出多数的暴政之后，托氏即把论述的重点转移到法治上来。他非常推崇法学家，认为“法学家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或许负有首要的使命”，因为法学家的职业特征，使得“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轻率的激情”。这样的表述，很切合梁任公他们在清末做的工作。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从托克维尔到梁任公，是一个知识脉系。我们今天对民主的认知，只是《新青年》以来的认知，然而，这样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因此，我希望“回到梁启超”。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