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立场

　日前，由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结果发布，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82.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超过了许多民生问题。我对这一调查结果颇感诧异。尽管天天都在讲反腐败，腐败却没得到有效遏制。我同时感到欣慰，因为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仍然在关注社会公正，并视腐败为社会的最大危机。同时，民众对腐败的忍无可忍，也表明尽管反腐的时间之窗尚未关闭，但机会越来越少。

　然而，民意的体现却不能最终解决腐败问题，民众可以监督权力的运作，举报官员的腐败，但民众毕竟无权处理官员，也不应当像“文革”时期，靠发动群众搞斗争的方法。目前的腐败问题越来越趋向于制度性腐败，对此也只能采取制度性反腐的措施。必须认识到，现代法治社会是建立在权力之恶的理论预设之上的，对官员的监督除了社会舆论，制度上的权力制衡、司法的独立权也不可或缺。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停滞不前，导致反腐的成效甚微，这从调查问卷中的第六大挑战“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中也可以看出民众的认识。

　腐败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几乎所有腐败官员在东窗事发后都会将此归结到个人品德。如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在狱中写下忏悔录，痛称自己的犯罪是由于独断专行、作风霸道、张扬自我、以党代政。说实话，除了“以党代政”这一条属于制度上的问题，其他犯罪原因均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对其他官员，起不到任何真正反腐的作用和启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贪官中，很少有人谈到权力不受制约的危害。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对腐败的真正原因，连一般公众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官员为什么却视而不见？公众需要法律，是因公众不掌握权力，而贪官们不需要法律，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是权大于法的意识，并且事实证明当他们大权在握时，他们的这个认识似乎也没错，所以在他们入狱后，才会只从道德自律的角度思考问题，认为只要官员个人道德高尚就可以避免腐败。

　按照王明高教授的说法，公众的认识可以说是要求实现法理性政治体制，而那些贪官的认识可以说还是停留在传统伦理性政治体制上。尽管伦理因素在社会中能发挥很大作用，但法理性体制却具有稳定性、常规性而更贴近于人性的实际。人性本善，所以良好的制度建设方有可能；人性本恶，所以良好的制度建设方有必要。

　至于王明高教授提到制度性反腐可能会有一定社会风险，如腐败现象的查处和曝光，容易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我觉得问卷调查的结果已经说明了问题，公众对反腐仍然抱有希望。正如王教授所说，即使有“刮骨疗伤”之痛，也需要积极治疗，而反腐如果不从制度上着手，就几乎没有希望。

　人性本善，所以良好的制度建设方有可能；人性本恶，所以良好的制度建设方有必要。反腐如果不从制度上着手，就几乎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