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多年前曾看过一位青年小说家的一个短篇，写几个大学生的事情，其中一个场景是几人在雪地中朗诵王家新的诗，从中可部分窥见王家新诗歌的影响力。

王家新最重要的身份自然是诗人。近几十年的汉语诗歌，经历可谓波澜起伏，从“诗歌热”到渐至冷却，其中还有各种写作上的论争，在这些历程中，王家新持续活跃在诗坛。在长年的写作中，他的写作风格并非没有变化，但对现实（时代）的关怀，对精神世界的审视，从未改变。

除了写诗，译诗也是王家新的重要工作。诗人译诗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对于那些从中得到巨大营养的诗人，翻译他们也许是最好的回报，也是再次吸收营养的过程。因此，王家新翻译了如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保罗·策兰、洛尔迦等人的诗。翻译是个复杂的事情，容易引来争议。在本篇采访中，王家新着重谈及了自己对诗歌翻译的看法，谈到他翻译时遵循的一些原则。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在读栏目”嘉宾的回答具有较强的私人性，观点仅代表其个人。

王家新

1.最近在读的是哪本书？

最近在读杨周翰译奥维德《变形记》、贺拉斯《诗艺》（合订本，“杨周翰作品集”之一，上海人民），自年前在南京先锋书店购得该书后，就陆续在读。我一直感到自己需要重返中外古典，这并非为了什么“守成”。读了奥维德，就理解了曼德尔施塔姆为什么会说他自己“诞生于罗马”，为什么会声称“古典诗歌是革命的诗歌。”

2.阅读次数最多的书是哪本？

近半年我读米沃什《冻结时期的诗篇》（林洪亮译，上海译文）最多，有两遍，都是旅行时带上读的。一是这本诗集大都是米沃什早中期最好的诗，一是林洪亮翻译得也不错，能够传达出米沃什的风格和特有气息。米沃什在晚年为这本诗集所写的前记也使我深受激励，他毫无疑问是位巨匠，但却表达了面对缪斯赐予的谦卑。这是一个伟大诗人通过他个人漫长的道路所重获的虔敬，尤其让人感动。在我们这个年代，许多人都已骄狂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发自生命的虔敬，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说实话，面对米沃什这样的诗人，我只能感到羞愧。

3.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哪本？

近来读到的好书中，有黄灿然译的《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译林，“俄耳甫斯诗译丛”，凌越主编）。去年六月在柏林期间，我曾专门去访问布莱希特的故居和墓地，也曾试译过一些他的诗。但黄灿然的这本更全面，也更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布莱希特。过去我们热衷于流行的现代主义，还体会不到布莱希特诗中那独特的腔调和刺人的老辣。但现在不一样了。布莱希特在希特勒时期面对恐怖言说的良知和勇气，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罕见的声音。让我深为佩服的，还有他那反讽的心智和独异的艺术才能。正如他的戏剧革新，他在诗歌写作上也为我们打开了诸多新的可能性。我愿意向老布好好学习。

黄灿然的这本布莱希特诗选，如同他译的卡瓦菲斯，都属于从英译中“转译”，这也再次证明了这也是抵达到原作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在这里并非提倡“转译”，而是要为优秀的或“必要的”转译本说几句。近来有些人对“转译”刻意贬损，实际上并非从文本质量、翻译艺术、中国诗歌和读者的需要出发，而不过是在找一些说辞。译诗当然最好从原文译，但我们同时得破除那种盲目的“直译可靠论”或“直译优越论”。这就是说，判断一个译本，不仅要看它的来源，更要看文本本身和翻译本身。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大量从原文直译的译文并不理想，甚至充满了很多“硬伤”。倒是一些转译本问题要少一些，为什么？因为从英译中转译，首先就借助了英译者对原作准确、透彻的读解。当然，原因还在译者：由什么样的译者来译？限于篇幅，这里不多展开。我们应看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对当代诗歌有重要影响的译诗集，有许多都为从英译中转译，如北岛译《北欧现代诗选》，绿原译米沃什《拆散的笔记本》，王希苏、常晖译布罗茨基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叶维廉译《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张曙光译《切·米沃什诗选》，黄灿然翻译的卡瓦菲斯、瓦列霍，陈黎翻译的辛波斯卡，李以亮翻译的扎加耶夫斯基，杨东飚、西川等人翻译的博尔赫斯，傅浩翻译的阿米亥等等。年前在海口，我与作家韩少功相聚时也谈到当年他翻译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影响。韩少功的翻译为从英文中转译，后来也有不同的“直译本”出现，但他对昆德拉的“发现性”翻译是可以抹杀和取代的吗？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向冯至先生学习。冯至本人深爱里尔克的长篇散文诗《旗手》，但卞之琳从法文中转译出该诗后，他就没再译，因为卞先生的转译本十分优异和可靠，他本人只是在后来从德文原文帮卞先生校看了一遍。

这也说明，不同的翻译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一种排斥关系。伟大的作品不仅召唤着翻译，它可能也不拒绝“转译”，经过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转译”，它会回到一个新的、更丰富的自己。不管怎么说，如同“直译”，优秀的“转译”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最起码它会拓展、刷新人们对诗和诗人的认知，或用本雅明的话说，它会服务于“语言的互补关系”。

4.你床头现在放着哪些书？

我现在床头放着的是阿九翻译的拉金诗全集（河南大学出版社）、胡桑翻译的奥登文论集《染匠的手艺》（上海译文）和罗池翻译的阿米亥诗集（四川文艺），它们都很厚，放在床头上慢慢读正合适。

5.你最欣赏的作家有哪些？

我喜欢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有许多。诗人中，在我的《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人民文学，2017），专门写到十五六位曾对中国当代诗歌和我本人有深刻影响的西方和苏俄、东欧杰出诗人，书名“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取自叶芝“The Master who taught my soul to sing”），也正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还有很多未包含进来，尤其是中国古典诗人（这也许留待以后了）。这也是我和老朋友多多的一个区别，多多早年曾被茨维塔耶娃、波德莱尔、洛尔迦吸引，现在就只喜欢策兰、夏尔，而且言必称策兰。我理解多多为什么这样，而我则是“转益多师是汝师”。我向大诗人学，也向小诗人学；我向好诗人学，也向坏诗人“学”；我向鲲鹏学，也向一只小麻雀学。总之，我现在的“课程”就是向一切人、一切事物学。

6.你最期待出新作品的作家是哪些？

我最期待出新作品的是诗人布罗茨基，可是他已英年早逝了。他未能活到像米沃什那样长。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依然活着，幽灵般活着。这里，以我上个月写的一首小诗为证：

一个梦


昨夜竟梦到布罗茨基，

带着一双猫眼，和猫眼后面神秘的世界……

接着他真的就变成一只披着金色头发的波斯猫，

而在他用爪子挠我的一瞬，

我醒来，灼伤般地醒来……


我已有好多天没有写诗了。

或，写得太多了。

7.在你看来，诗歌翻译应该秉持哪些原则？怎样的翻译才是好翻译？你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过程中，有哪些感想？  

说到“原则”，对我来说首先仍是“信”（至于“信达雅”的“雅”，早已为我们所质疑）。我认同的，也是那种“可信赖”的译者。当然，问题更在于怎样达到这种忠实可信：有那种亦步亦趋的、字面意义上的所谓忠实，但也有一种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高的忠实”，那是卓越的、伟大的翻译所达到的境界。

只不过直到目前，有些人对“忠实”的理解仍是那样陈腐和死板，或者说，他们对翻译的认识仍停留在那样一个最初级的阶段。翻译，当然要求“忠实”，但是，如果不能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赋予原作以生命，这样的“忠实”很可能就是平庸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本雅明就这样说：“如果译作的终极本质仅仅是挣扎着向原作看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译作。”比如陈敬容译里尔克《预感》的名句“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如按德文原文和英译，都应译为 “知道，了解”，而不是“认出”。但是，陈敬容译得又是多么好！这才是风暴到来之前对生命的最深刻辨认。也正是这样的翻译，使里尔克成为了里尔克。

至于庞德、王红公、策兰等西方诗人译者的翻译，我也都做过专门研究。他们的翻译成就和影响，也印证了本雅明所说的“原作在他的来世里必须经历生命的改变和更新”。我虽不像他们那样大胆，但有时也不免冒一下险。比如我译的茨维塔耶娃的《这样的柔情是从哪儿来的》最后几句“我该拿你怎么办——你这／年轻狡黠的、飘泊的歌手？／你的睫毛——能不能更长一些？”一位汪姓译者抓住这一点做文章，甚至说我什么“造假睫毛”，因为原诗应为“你的睫毛比任何人的更长”。我当然知道，我依据的两个英译本其中之一就是这样译的：“your lashes are—longer than anyone’s.”但是我取了另一个英译本“…whose lashes couldn’t be longer ? ”该诗是茨维塔耶娃写给与她短暂相恋的曼德尔施塔姆的，我有意这样译，把全诗最后变为带有反问、祈愿意味的句式，不仅为了传达原诗中的那种柔情和留恋，也为了在最后带出一种余音未尽的双关效果。难道这就不“忠实”了？

问题就在于，什么才是诗的翻译？什么才是诗的创造？像汪姓译者这样死抠，真让人不免怀疑他读了“白发三千丈”后是不是真的要拿起尺子去量李白的头发！好在懂诗的人们都自有判断。来自俄罗斯的凯瑟琳就通过俄文、英译、汉译的比较分析了我翻译的茨维塔耶娃的《约会》，文前她引用了阿克萨科夫的话“......那种译者自己也参与了他的作品诞生的艺术家的伟大的创作时刻。”这已提示了翻译是译者与作者的合作——为了一部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的诞生。她分析了我为什么把“Living on. As the earth continues.”（“Землю долго прожить!”）译为“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她指出：“把‘大地’（earth）翻译为‘泥土’，因为这在中文中更具体，更有一种生命血肉的感觉。实际上，他这一句译文在中文中给人的感觉更强烈，也更好”。而全诗的最后一句“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Feinstein的英译为“In the sky arrange my burial”，原文为“Я себя схоронила в небе!”），她认为“这一行真的很强有力，悲痛并崇高。 Feinstein和王家新的译文都很确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意思。比较起来，王家新用的‘是’比Feinstein的‘arrange’（‘安排’）更为直接。”

而我举出这些，不仅涉及对具体译作的判断，因为它也透出了当下重要的翻译观念之争。我所认同的，当然仍是本雅明的翻译观：“译作远远不再是那种两种僵死语言之间了无生机的对等，以至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它承担起了一种特殊使命，这一使命就是密切注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并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在中国新诗史上，像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陈敬容、袁可嘉、王佐良这样的诗人译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译者。他们那些忠实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翻译，不仅确立了“诗人译诗”这个传统，也把翻译提升为一门值得我们为之献身的艺术。汪姓译者对“诗人译诗”一再贬斥，但他能够面对这样一个传统吗？

这里我还要说，我研究并阐发“诗人译诗”，有时也强调“创造性翻译”，但同时，我也深知翻译自身的限制。我认同的是那种忠实可靠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翻译。说实话，与有些过于随意的“诗人译诗”不一样，我所坚持的是“忠实”、“精确”和“创造性”之间的张力。我的翻译或可称为“诗人译诗”，但它同时也是“研究性翻译”，和我多年来从事的翻译研究、诗人研究是一个整体。比如曼德尔施塔姆的《这个夜晚不可赎回》（汪姓译者译为《这个夜晚不可重返》。我想，仅这两个不同译题就说明问题），这是诗人为母亲的去世写的一首挽歌。诗人遗孀曾说诗人在母亲死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希伯莱）本源”。因此我在翻译时特意用了犹太教的“祭司”（而非“神父”）、“会堂”（而非 “教堂”）：“没有祭司，没有恩典，／犹太人聚在明亮的会堂里／唱着安魂歌，走过／这个女人的灰烬。”曼氏曾说犹太教“就像一滴充满了整个房间的麝香”，我这样译，也意在如此。但是汪姓译者又奇怪了：“会堂是啥地方？犹太人专门埋死人的地方？”这真是暴露了他自己的轻狂和无知。说实话，对我的翻译可以质疑，但若用这样的语言来问，难道不是对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种亵渎？！

这也说明，翻译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但也是一个有着自身的严格原则和翻译伦理的领域。在优秀的翻译中，在其毎一行、毎一个字词的背后，都有诗和语言的尺度在运作。翻译绝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外语好就可以译诗；翻译，如同昌耀的诗所说，这是在语言的铁砧上锻造“铁一般铮铮的灵肉”！最终，翻译也要经受来自各方面的反复考量：语言的、诗的、良知的。茨维塔耶娃在流亡巴黎期间的《书桌》中有这样的诗句：“你甚至用我的血来检验／所有我用墨水写下的／诗行……”我们最终能面对这样的“检验”吗？

8.今年最失望的书有哪本/哪些？

关于“今年最失望的书”，还是那位汪姓译者，专门举到我翻译的《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花城，2018）。说实话，他在网上的那些小动作不值得搭理，但还是没想到他竟借这个公共空间来公开诋毁同行。可以说，他这么做已完全逾越了界线。他说该书的封底推荐语有数处“抄袭”了他的文字（所谓“数处”，指的是“细部的可感性”、“肃穆、庄重”的风格）。对此我早就告诉他这是出版社在设计封面时弄的，和我无关，有问题可向出版社联系。他明明已知道，但仍要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这样做居心何在呢。

此外他找出了两个翻译细节问题（我们每个译者都会有问题或疏忽，况且其中之一恰是我有意那样译的！），大肆贬抑该书。不看看自己译文中比比皆是、可笑甚至可怕的问题，反而要以“裁判”自居。这已犯了一个译者的大忌。他怎么不去面对网上那些从俄文和诗的角度对他翻译的质疑呢。

说到“失望”，他自己主编的“金色俄罗斯”中的一种《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倒是一例。其实也不是“失望”，在今天，还有多少人对他的翻译抱着期望？去看看豆瓣读书上对他译的阿赫玛托娃诗选的评价吧（出版四年多来，也只有25人参评，7.1分。连我都替他难为情）。单说《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乍一看书名，我还以为是戈宝权等人译的普希金诗选的重印，因为这是戈先生的名译，但再一细看，译者却是“汪剑钊”！我不想用汪自己的话说这是“抄袭”，但是跟风也不能这样跟啊！很多人喜欢上普希金，就是因为戈先生这首名译。这岂止是跟风，这不是“贪天功为己有”吗？主编这样一套大型丛书，理应对前辈俄罗斯诗歌译家表示尊重和敬意（上海译文出版奥登诗选时请我做审校，我就建议同时收录穆旦的几首名译，他们采纳了），但是这位汪姓译者，倒是挺能装傻，他完全套用了戈宝权的决定性的译句，但在该书序言中却只字不提戈译，而是虚晃一枪，扯起了别的对这首诗不同的翻译。想瞒天过海，是吗？

无独有偶，这位汪姓译者在再版他的曼杰斯坦姆诗全集时，居然以“黄金在天空舞蹈”作为书名！我们都知道荀红军优异的翻译《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1989）。他译的“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几乎已成为曼德尔施塔姆的“代名词”。这位汪姓译者对荀译避口不谈，私下里还颇有微词（这可能是他最擅长的），出书时却要跟风了！顺便说一下，我也翻译过曼德尔施塔姆（见《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花城），但我并没有译这首诗。这是荀红军的“发现性”翻译，我只能向这样的译者致敬。

问题还不止于此。为什么套用“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作为他译的普希金诗选书名，除了跟风，其实也是想走“流行”路线。这远远不是严肃的、有学术价值的译介。不过说实话，汪译也很难上升到这个层面。对汪译，诗坛上早有“鸡汤体”、“水货”之说，诗人中甚至还流传着一句话，说汪“翻译一个毁掉一个”。这话可能说得太绝对，不过，以他的这个样子，能够承担起对那些伟大的俄罗斯诗歌的翻译吗？这里且举两例：如阿赫玛托娃的《但丁》一诗，他不仅把握不了那沉痛而微妙的语感，无从领会诗人“歌唱的天赋”，用词不当（比如本应译为“赤足”，他却来了个“光着脚丫”！），他对该诗题词的翻译“我俊美的圣乔万利”，也令人啼笑皆非！他还以为“圣乔万利”为一位美男子呢！其实圣乔万利为佛罗伦萨大教堂的洗礼堂，但丁早年曾在那里受洗，当流亡的诗人回望故乡，他不能释怀的，首先就是“我美丽的圣乔万利”！但是，经汪姓译者这样一“俊美”，整首诗的性质几乎都变了！

再比如《没有英雄的叙事诗》这部长诗，它高度复杂而又隐曲。阿赫玛托娃本人一再被建议写得明白一些，但她拒绝了，在其“代前言”的最后她几乎是斩钉截铁地这样说“我要写的——我已经写了。”而这是有出处的（见约翰福音）：本丢·彼拉多拒绝修改他写在钉死耶稣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的王”，说出的正是这句话。而汪姓译者什么也不了解（自然也不会想到加注），只是把它译为“写作——就是写作”。一部伟大作品的庄严和神圣不可冒犯性，居然就这样被他给轻佻地消解掉了！

说实话，也正是出于对这类翻译的不满，我才冒胆尝试从英译来转译那些为我所热爱、甚至让我一次次流泪的俄罗斯诗人。我的翻译，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正常讨论，我也欢迎批评。但是不要玩阴的。比如这位汪姓译者到处散布（包括在这个栏目）我的英语“不过关”，自以为得计，那么，这么多年来我的七八本译著及散译（而且都是最具有翻译难度的）都在那里摆着，就请他一一去对吧，如果他有那个足够的外语能力和中文功底，或者说，如果他读得懂！还是这个人，到处散布我把他翻译过的又译一遍。是这样吗？别的不说，我译的茨维塔耶娃七八首重要长诗或诗剧片段，他译过一首吗？我于1992年在伦敦译茨维塔耶娃时，他又在哪儿呢？说起重译，他的普希金诗选、阿赫玛托娃诗选，不都是把乌兰汗、戈宝权、查良铮等很多人翻译过的又译一遍吗？翻译过的不是不能重译，但说实话，他那些翻译能和人家相比吗？他翻译这么多，有几首能被人记住？想来想去有一首：茨维塔耶娃的《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因为网上到处都是这首诗，甚至《诗刊》也发表过，落款都是“汪剑钊译”，真是爆得大名。但这是他译的吗？是陈黎先生译的。一个诚实、负责任的译者应该发表一个公开有效的声明，以阻止这种严重的以讹传讹现象。但这位汪姓译者只在网上朋友圈里轻巧地说了一句那不是他译的，接着亮出了他自己的译文《我多么希望与您一起》（实际上他的茨维塔耶娃诗选中根本就没有这首诗！是他后来才赶译的，是陈黎而不是他为汉语读者“发现”了这首诗！）。更难以置信的是，在给凤凰网“致敬经典”的导读中，他居然还这样写：“前一段时间，她的这首《我多么希望与您一起》被译作《我想和你一起生活》而在网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这是想要“暗示”什么呢，是人家陈黎借了他的风是吗？我们只能“叹为观止”了。

9.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对我有影响的书有许多，有两本我要在这里再次提到：乌兰汗、桴鸣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保护证》，力冈、冀刚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两个译本对我的影响都是终生性的。《安全保护证》我多次谈到。漓江版力冈译《日瓦戈医生》，我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那些难忘的冬日彻夜读的。那时别的书都读不下去，而这样的书我生怕把它读完。后来又有多个《日瓦戈医生》译本，但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译本。比如拉丽莎伏在日瓦戈遗体上说的那些话，每次读都使我禁不住内心颤栗：“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尤拉。上帝为什么又让我们相聚？……你一去，我也完了。这又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大事。……永别了，我的伟大的人，亲爱的人；永别了，我的水深流急的小溪，我多么爱听你那日夜鸣溅的水声，多么爱纵身跃入你那冰冷的浪花之中……”这真是一部值得让我们一读再读的伟大诗篇！而且我也要感谢力冈先生那质朴而优异的译笔，这样的译者，即使自己不写诗，在我看来也可以担当“诗人”之名。

10.最近读到什么文章/观点让你记忆犹新？

有许多啊，比如我前不久读到的美国诗人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的话：“一种翻译既有来处也有去处。大多数学者翻译的问题是译者知道原文的所有涵义，但却不知道译文要去哪里——也就是目标语言的当代文学语境。”这的确是抓住了问题所在，包括在我们这里。另外，许小凡博士（艾略特传的译者）前几天给我转来了英国埃塞克斯大学Leon Burnett教授的一本翻译研究专著的电子书稿，因为书的第二章即是“蝎子之眼：王家新作为诗人译者”。我读了也很兴奋，不仅因为这位英国学者注意到了我的诗和翻译，还在于他的确很敏锐，堪称独具慧眼，比如除了谈我的翻译和翻译观外，他居然还从我的一首诗《蝎子》入手来谈翻译，从“翻遍满山的石头／不见一只蝎子”到全诗的最后“与蝎子对视／顷刻间我成为它脚下的石沙”，他着力从两种语言文化、从自我与他者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相遇”（“eye to eye”）；此外，他还从我的组诗《冬天的诗》中找到了这样一节“不是在雾散去时，而是在乡愁变得格外清澈时，我们才注意到一匹马的存在”，来谈翻译与自我辨认和生命回归的关系。说实话，他这种眼光和见识对我也很有启发，我也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这样来探讨翻译的奥义。Leon Burnett教授的著作有许多，比如他谈俄国的文学翻译的《和解的艺术》，还有他参与编选的《翻译的神话》，我都想方设法买来看。

11.你自己的著作里，最满意的作品是哪本？

我自己的著作也有几十本了，我很难说哪一本让我最满意。我只能说我都尽了力。我当然会寄期望于未来，但是我知道，我们毎一个人都会带着很大遗憾和某种“未完成性”告别人世。我自己也不可能改变这一命运。那就尽力而为吧。

12.2018年去世的文化名人里，哪位离世让你最难过？

2018年去世的文化人有许多，诗人中有伊蕾、孟浪，他们的离世都让我感到震惊和难过。他们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中最难以愈合的疼。而在今年元月去世的诗人、剧作家白桦先生，我还记得早年读到他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时的深深激动。虽然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已和他们很不一样了，但我们仍分担着同样的苦难和希望。更多的就不在这里说了，为这位悲剧性的优秀诗人前辈我写有一首悼诗，诗不长，那就贴在这里：

悼念一位诗人


他的名字就是一棵树的名字。

他的生命已融入了那棵树。

那样一棵树只能在冻土带生长，

那样一种树，细小的，像是仙子

或精灵在秋天里舞蹈，

而粗壮的，总是带着累累疤痕，

带着对于这个冰冷的世界

最高贵的容忍。

“冰冷”吗，是的。据说在白桦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除了王安忆，并没有去多少人。而我，也只能遥遥地献上我的哀歌。

作者：王家新 采访：张进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