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赵忠秀教授。受访者供图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不仅令国际贸易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内部也因此出现了分裂，甚至已经成了共和党越来越大的政治包袱。
据央视新闻援引外媒报道，近日，私下反对关税、却不敢公开批评总统的共和党议员暗中希望美国最高法院出手，叫停关税战。而此前，美国人口和经济规模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已宣布就关税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
在对华关税上，特朗普政府也尤其荒唐。美东时间4月15日，白宫网站发布关于关键矿产和衍生品232调查的有关事实清单，提到因为中国针对美“对等关税”采取报复措施，现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面临最高达245%的关税。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已经到了毫无理性的地步。”4月16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此前已就美单边加征关税多次阐明立场，对于美方这种毫无意义的关税数字游戏，中方不予理会。
随后，据央视新闻报道，特朗普于当地时间4月17日表示：“我认为我们会与中国达成协议，我们会和所有人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达不成协议，那我们就定个目标。大概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周内，事情应该能全部搞定。”
但特朗普的反反复复已成常态，围绕关税问题的各方博弈也仍将持续。这场关税战会给美国带来什么？作为已经是全球价值链重要一极的中国，将受到什么影响？中国又将如何应对？为此，新京报对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赵忠秀教授。
赵忠秀教授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全球价值链研究，于2015年4月起兼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中方创始院长，还担任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联席理事长等职务。
美国制造业已“回不去”了
新京报：美东时间4月15日，美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上涨至245%。你认为特朗普政府挑起这一轮关税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赵忠秀：先澄清一下，这次不是普遍加征245%，大部分物项还是加征145%。如果算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加征且在拜登政府时期保留下的平均大约19%的关税，实际的关税水平达到了164%。而且，中国已经明确宣布不跟了，再加征关税就不予理会。如果平均关税水平达到这个程度，那基本上就没有生意可做了。但如果只是个别物项，又是需求强烈、没有替代，那还是有生意可做，会迫使变通贸易渠道。所以，我认为这次加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但从整体看，现在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比它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承诺的税率高得多。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美国承诺的平均关税水平是3%，这是它的“约束税率”，当然也有个别物项税率更高的情况。
现在，美国是面向全世界统一加征10%的关税，不管是其贸易顺差国还是逆差国。这相当于把它的“约束税率”提高了两三倍。10%是实实在在要征的，后续再谈也不会低于这个水平。
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用关税来获取财政收入，这是特朗普重要的战略目标。通过加征关税，美国政府一方面可以缓解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联邦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相应地也就降低了债务上限的压力。
新京报：有观点称，特朗普加征关税是为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你怎么看？
赵忠秀：美国确实有这个想法，但并非始自特朗普。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制定了经济结构的长期调整战略规划，明确提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五年出口倍增以及支持创新的战略举措。
但是，他们想要回流的也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因为，美国很多高端制造业的环节，早就拆分出去了，转移到海外，变成了长期“流失”。
特朗普当然也有这个想法，也是受到了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和副总统万斯的影响。
前者是一名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对中国立场强硬的经济学家，是著名的对华“鹰派中的鹰派”。而万斯的自传性作品《乡下人的悲歌》，讲述的就是美国“锈带”的衰落。
因此，特朗普想重振这些传统制造业，包括钢、铝等。这也是美国政府反复对钢、铝加税的原因。
2002年3月，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时就实施了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加征最高达3 0%的关税，为期3年，但实际一年不到就撤销了这项行政令。因为，他们也知道“回不去”了。这些动作背后，其实也是竞选承诺——要保护工人、保护就业，是一种政治姿态。
美国已不是合格的WTO成员
新京报：2018年，特朗普也发起过关税战。那次关税战与现在的关税战，有何不同和相同之处？
赵忠秀：特朗普2018年的那一轮关税战，主要是针对中国。这一次他是面向全世界，虽然最终还是围绕中国展开。特朗普政府对一百多个国家都举起了关税大棒，而且定了一个底线——加征10%的关税，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措施。
2018年那一轮，特朗普是以“301条款”为依据，先对500亿美元的输美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后来逐步扩大到3200亿美元加征到25%关税，对华平均关税水平从3.1%飙升至19.3%。整体来说，特朗普是把整个贸易结构当作一种博弈工具。
后来，中美双方经过谈判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们承诺2022年至2025年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包括“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用数量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但因为疫情等各种原因影响，这个协议执行得并不理想，所以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也没有真正减少。
但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确实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一些影响。2018年至2024年，虽然中国进出口总值从4.62万亿美元增长到6万多亿美元，但对美国的进出口增速不大。这其中也有“转口贸易”因素的影响。
比如，我们对东南亚出口之所以增幅较大，不是因为东南亚市场扩大了，而是因为很多中间品、最终品通过这些地区绕道出口。这些国家没有那么强的消纳能力。所以从路径上讲，中国的产业链开始调整，部分制造流程外溢，但整体出口能力依旧保持强势。
新京报：你提到2018年的关税战无疾而终，那这次会不会也这样？
赵忠秀：这一次会打多久？目前的形势看，有两个极端情境。
首先，美国现在是以“敌对贸易伙伴”定义中国，要求它的同盟国家在和美国降低关税的同时，必须对中国提高关税。如果所有国家都照做了，那就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围剿。中国当然可以选择“不跟美国做生意”，但如果全球其他国家都对中国加税，那中国就被孤立了。
但这个极端基本不会发生。欧盟、印度等国家不太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今天的美国并没有这样的号召力，无法实现靠霸凌逼迫所有国家站队。而特朗普的做法又跟拜登不一样，拜登还讲点价值观、构建联盟，特朗普则是“敌人朋友一块打”。
另一个极端是，所有国家都反美，美国被孤立。但这种可能性也很低。
所以，现在是中美处于“胶着状态”：是往不利中国的方向走，还是对美国更不利，这几个月就是关键窗口期。美国宣布对75个贸易伙伴国暂停实施“对等关税”90天，其实是给谈判留时间。
但我认为这个时间内谈不成。我估计未来三到六个月，有些国家可能会出现对美国妥协现象，或者再延长“缓冲期”。特朗普也会继续提出附加条件，比如扩大对美进口、减少贸易顺差，甚至提出“你直接给我支票”等要求。
这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因为，正常贸易秩序被打乱，美国国内订单也在减少，库存能不能撑过三个月都是个问题。一旦库存断链、补不上，可能就会影响物价，进而削弱美国坚持高关税的底气。
所以，不排除他未来提出一个“新税率”，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税率，但这本身就违反了WTO的“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不管怎样，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WTO成员了。
美国确实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占了世界进口的13%份额，那剩下87%的世界市场要不要坚守多边规则？天平向哪边倾斜？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对周边国家的访问，推动建立一种新的开放合作格局。我们用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美国的压力，也让大家看到，中国是愿意维持多边秩序、推动开放世界经贸发展的国家。
中国企业“出海”仍将是常态
新京报：面对贸易压力不断升级，你认为我国当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否将发生变化？
赵忠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或者说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2002年加入WTO之前。这个时期，中国处在全球产业体系的外围，是被动参与者。当时，中国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接受的是“三来一补”那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外向型经济。我们常说的“世界工厂”形象，主要就是这一阶段形成的。
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和国内技术改造，开始构建起自己完备的工业体系，国内外产业关联度显著增强。这一阶段，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不再是“低端劳工聚集地”，而成为一个具有内生能力的重要角色。这也得益于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打下的工业基础。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取代了原本由日本占据的亚洲区域核心的地位；在欧洲是德国，美国则一直是北美中心。这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制造中心。
第四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后，特朗普也在当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全球产业格局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那时起，中国开始未雨绸缪，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包括对技术、能源、经济、主权等各方面的全面考虑。
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爆发以后，美国开始推进“脱钩”“断链”，打压我们关键领域，比如“卡脖子技术”、关键矿产限制和破坏对华出口。但中国也有自己的底牌，比如稀土资源等关键原材料，我们的矿产资源体系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这说明，我们并非被动受制于人，而是在全球供应链中实现了“反向嵌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
举个例子，像英伟达如果失去中国市场，其全球销售收入将减少一两成（2024财年，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占比14%）。所以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不会被轻易撼动。挑战肯定存在，但我们也有应对手段。
新京报：那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会不会迫使更多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出去？这种趋势会不会越来越明显？
赵忠秀：这是肯定的。其实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就达到了19.3%。拜登上任后并没有取消，而是照单全收了。所以，这几年企业出海很普遍，有句话就说：“不出海就出局。”
这也不是新问题。过去大家看的是劳动力成本、政策环境，比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墨西哥等。特朗普再上任后，又开始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以芬太尼走私管控不到位为由，将两个国家变成普遍加税对象。
所以，最终工厂搬到哪里，还要看美国对不同国家的关税政策差异。这是产业转移背后的核心经济逻辑。但可以肯定的是，企业“出海”将会是未来很长时间的一种常态。
但这个“出海”，我们要做到“有序出海”。比如，把成熟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而将高端增值环节、关键技术留在国内。国外的劳动力便宜，比如在国内雇一个工人的薪资在斯里兰卡可以雇5个，从成本上看是划算的，但效率、技术、管理上中国还有明显优势。
所以，我们“走出去”的同时还要“走进去”——走进当地产业生态，但不能丢掉自主控制权，避免被“截和”，即我们建设好的供应链系统被别人以政治手段消解掉。
在这个过程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岗位肯定会受到冲击，比如纺织、轻工类，但这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性代价。就像当年“亚洲四小龙”将产业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后来再往内地转移，再到东南亚一样。这是产业自然演进的“雁行模式”。
除非你实现“灯塔工厂”“无人工厂”，否则你不可能永远守着劳动密集型的红利。
以开放合作抵御美国霸凌
新京报：那全球价值链“脱钩重构”就不会出现？
赵忠秀：不会。现在这个世界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全球产业链确实在发生一些变形。过去，在超级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环节是“环节贸易”“任务贸易”，多次跨境、分工精细，总是在寻找成本最低的地方。但现在由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预，开始变成“短链”，讲究“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也就是从“全球化”变成“区域化”。
过去那种上下游泾渭分明的配套方式，也在弱化。现在，很多企业是根据自身生态来定制供应体系，不再死守在某一个上游或下游。比如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像华为、比亚迪的工程师提一个技术需求，就能在市场上找到相关企业，甚至直接投资，把标准和能力纳入自己供应商体系。
这种“嵌套式生态”反而让供应商成功概率更高。有数据分析说，被大企业纳入生态的初创企业，成为“独角兽”的概率比在市场上单打独斗要高10倍。因为，大企业会在它们还没壮大时就接入资源、资本甚至市场机会。
这说明，即使全球分工格局在变，但中国企业已经在主动适应这种生态式组织结构。
新京报：作为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联席理事长，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你认为金砖国家要如何进一步“抱团取暖”？
赵忠秀：我觉得，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应该继续坚持多边体制，团结起来反对单边霸凌，不要被美国绑架。
金砖国家现在扩容了，包括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尤其在当前天平逐渐向美国单边倾斜的情况下，更要主动发声、抵制霸权，而不是“传导压力”——也就是美国施压我们，我们再往下传导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
如果这种逻辑成立，不光全球贸易会受伤，连金融、投资秩序也会遭到极大破坏，最终是伤人伤己。
新京报：但是，当下金砖国家好像没有实际行动，是吧？
赵忠秀：现在还没到“亮剑”的时候。WTO除了总干事伊维拉发了个声明，其他也没表态。现在只有中国在“硬刚”，而且是示范性的“硬刚”。
中国的态度很明确：这是一场“胆小鬼博弈”。我们不妥协、不跪、不眨眼。因为，一旦我们先让步，美国就会变本加厉去加码、加条件，直到我们退无可退。
我们必须态度鲜明：宁愿不要你（美国）这个市场，但你不能挑战我的产业安全、制度红线。
同时，美国所依赖的产业链也离不开中国。我们对它的“反向嵌套”作用很强，比如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市场消费能力都掌握在中国这边，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彻底脱钩的。
新京报：面对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中国在双边谈判，比如说区域协定、多边机制上，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赵忠秀：我们正在做的，比如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对标最高水平的开放规则，倒逼国内改革。
在已经存在的区域合作中，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也在发挥主导作用。推动RCEP规则升级，提高自由贸易水平，反对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的逆全球化倾向。
中国是开放型大国，只有继续深化与亚太、欧洲、非洲、拉美国家的双边、多边合作，才能构建有韧性的对外结构，抵御美国霸权的冲击。
要主动给企业“政策定心丸”
新京报：4月中旬，习近平主席刚出访完东南亚几个国家，你认为这些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冲中国的贸易压力？
赵忠秀：我们现在更多是在进行生产环节的转移，是中国经济外溢与区域一体化的一部分。我们把一部分制造流程放到它们那边，但不能指望这些国家承担我们全部的终端消费需求，来消纳我们的全部产能。
所以，我们的合作重点，还是在保持产业链稳定和高效运行上，通过产业协同、流程对接来共同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也正因如此，高层访问就显得很重要。这不仅是政治层面的信任建设，也是一种“政策定心丸”——让企业知道接下来可以放心投资、长期布局。
新京报：据中国海关统计，2024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7858亿美元。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不分敌我”，使得英法德对美国开始疏远了。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与欧洲国家加强双边贸易的机会？
赵忠秀：是的。欧美之间确实已经有了价值观的分歧。特朗普搞的是孤立主义，眼里只有金钱，没有是非。拜登虽然搞价值观联盟，但也只是形式上的结盟，实质上该剥削还是剥削。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其实早就谈成了，谈判成果也已经有了。当时还特意抢在特朗普上任前完成。但最终还是搁置了，导致后来一段时间中欧关系比较冷淡。
现在俄乌冲突三年下来，欧洲受到的冲击非常大，美国对欧洲的“盘剥”也越来越明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态，正在实施“战略自主”，欧盟将进一步转向亚洲。
我们也已经重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从外交节奏来看，天平其实在往中国这边倾斜，美国孤立不了中国。
这时候，我们就要巩固成果。不论是与周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与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传统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都在有序推进高层访问和经贸合作。我们不仅是在防守，也在主动布局。
撰稿 /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张彦君
